那天下午，人事总监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，笑着说：“签了它，公司不会亏待你。”
纸上的字密密麻麻，我只看懂了“保密协议”四个大字。旁边的小字写着：离职后三年内不得从事同行业工作，违约赔偿金是年薪的二十倍。
我盯着那行字，忽然想起《史记》里刘邦给功臣的“丹书铁券”——刻在铁片上的免死金牌，说是世袭罔替，可后来那些功臣不还是被一个个抄家灭族？所谓铁券，不过是帝王权术里的一颗糖。
“怎么，有问题？”人事总监敲了敲桌面，指甲上的红甲油在日光灯下晃眼。
我摇摇头，笔尖在签名栏上停了三秒。签完的那一刻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像多年前在出租屋里听见隔壁传来的麻将声，闷闷的，带着点不甘。
那间出租屋在城中村，每月五百块，窗户对着垃圾站。房东的儿子在门口贴了张纸条：“租客守则——不得养宠物，不得深夜喧哗，不得在走廊做饭。”我每天下班回去，踩着油腻的楼梯，闻着隔壁飘来的葱花味，觉得自己像只被圈养的蟑螂。
现在坐在写字楼里，签着这种协议，倒也没比那时候好多少。
“对了，”人事总监站起来，整了整西装裙，“你手里的项目资料，下班前全部交到档案室。”
我点头，看着她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远。办公桌上的绿萝蔫了，叶子耷拉着，像被抽干了水分。
晚上七点，我抱着一摞文件夹去档案室。走廊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空调外机嗡嗡作响。档案室的门虚掩着，推开门，里面堆满了纸箱和文件柜，空气里有股发霉的味道。
我蹲在地上，把文件夹按编号塞进柜子。手指碰到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掉出来几张纸。
是上一任同事的保密协议。
日期是去年三月，签名栏里写着“李xx”。我认得这个名字——她是我来之前就离职的那个，听说后来去了一家竞品公司。
协议下面压着一张便签，字迹潦草：“铁券？铁券。记住，没有免死的，只有免活的。”
我愣在原地，手指捏着那张便签，薄薄的纸片在指尖发烫。
手机响了，是部门经理发来的消息：“你转发的那个项目周报，数据好像有点问题，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。”
我没回。把便签塞进口袋，锁好档案室的门。
下楼的时候，保安大叔正在看手机，屏幕上放着老电影——《霸王别姬》里，张国荣念着：“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。”
我走出大楼，夜风裹着烧烤摊的烟味扑过来。口袋里那张便签硌着大腿，像块碎铁片。
到家已经快十点。我打开冰箱，拿出半瓶啤酒，坐在沙发上发呆。手机又亮了，是前同事阿楠发来的微信：“听说你签了协议？啧，傻子。”
我回了个苦笑的表情。
阿楠是唯一知道那间出租屋故事的人。那时候我俩挤在楼下吃麻辣烫，她问我：“你觉得咱们这辈子能翻身吗？”我说：“能。”她笑了，笑得呛出眼泪。
现在她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，月薪四千，没签什么协议。我在大厂拿着两万五，却觉得脖子上的绳套越收越紧。
喝光最后一口啤酒，我把便签掏出来，拍了张照片，发给阿楠。
她秒回：“卧槽，你翻到什么了？”
“前任留下的。”
“她人呢？”
“听说去竞品了，被起诉了，赔了五十万。”
阿楠沉默了一会儿，发来一行字：“你说，咱们会不会也这样？”
我没回。
窗外有车鸣笛，尖锐的声音划破夜晚。我关掉手机，躺到床上。天花板上有道裂缝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脑子里忽然冒出司马迁写的那句话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
可我们这些人啊，连死都不敢死，只能活着，像签了卖身契的奴隶，等着那张“免死金牌”变成催命符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走进经理办公室。
“那个项目周报，”经理推了推眼镜，“你写得不太对劲啊。”
“哪里不对？”
“你看看这里。”他把屏幕转过来。
我凑过去，看见那张表格里，有一行数据被标红了。
“这个数字，和你之前报的差了百分之三十。”
我心跳漏了一拍。
“我……”
“算了，”经理摆摆手，“可能是系统问题，你回去重新核实一下，明天再交。”
我点头，转身要走。
“等等，”他叫住我，“听说你昨天去档案室了？”
我僵住了。
“没什么，”他笑了笑，“就是提醒你，档案室的东西，别乱翻。”
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的手心全是汗。口袋里的便签像块烙铁，烫得我发慌。
我掏出手机，给阿楠发消息：“我好像惹上事了。”
她没回。
电梯门打开，我走进去，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——苍白，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。
手机震动，是阿楠：“什么事？”
我打字：“晚上见面说。”
电梯到了一楼，门开了，我看见人事总监站在大厅里，正和保安大叔说话。她看见我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我也笑。
笑得像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