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晚上十点四十分，我会准时出现在公司楼下的公交站。末班车总是很空，除了司机，加上我也就五六个人。我习惯坐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把包放在旁边，闭着眼睛听歌。
大概是从上个月开始，我注意到她。
她总是在同一个站上车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，头发随便扎成马尾。她从来不刷卡，都是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公交卡，贴在刷卡机上，发出“滴”的一声。然后她会走到车厢中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
起初我以为她在打电话。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车厢太安静了，我能断断续续听到一些。
“今天加班了，项目又改方案。”
“嗯，吃了，楼下便利店买的饭团。”
“你那边冷吗？记得多穿点。”
她说话的语气很温柔，像在跟亲近的人聊天。但奇怪的是，她从不戴耳机，手机屏幕也始终是暗的。她只是把手机贴在耳边，对着空气说话。
有次我故意坐到她斜后方，想看清她的手机。屏幕确实是黑的，没有通话界面。她说完一段话后，会把手机拿下来看一眼，然后又贴回耳边。
“信号不好。”她对着空气解释了一句。
那个瞬间我后背有点发凉。但理智告诉我，这可能是某种心理安慰的方式，比如在跟去世的人说话，或者单纯是压力太大。我自己也经常在深夜加班后对着电脑屏幕发呆，心里默念一些没人听的话。
真正让我在意的是第五天。
那天她上车后没有立刻坐下，而是站在车厢中间，朝我这边看了一眼。我下意识别过头，假装看窗外。她走过来，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。
“你也是加班？”她问。
我愣了一下，点头。
“我每天都坐这班车。”她说，“你也是吧？我见过你好几次了。”
“嗯，差不多。”我摘下一边耳机。
她笑了笑，笑容很淡，像冬天呵出的白气。“我叫小鹿，梅花鹿的鹿。”
“我叫陈远。”
“陈远，”她重复了一遍，“好听。”
然后她又开始打电话。这次她没有避着我，声音比之前大了一点。
“我今天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叫陈远。”
“对，坐我旁边。”
“嗯，就是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经常坐末班车的男生。”
我头皮一阵发麻。她之前跟谁提过我？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。
她挂断电话——或者说，她做出了挂断的动作——把手机放进口袋。“他不太爱说话，你别介意。”
“谁？”
“我男朋友。”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路灯，“他在外地工作，我们每天这个时间通电话。”
“可是你手机……”我没说完。
她低头看了看口袋，又抬头看我，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“他那边信号不好，经常听不清我说话。但我还是想说，就当他在听。”
后来我每天都能遇到她。我们渐渐熟悉起来，她会跟我聊一些工作上的事，她在附近的广告公司做设计，经常加班到十点。每次聊到一半，她会突然拿出手机，说一句“他打电话来了”，然后就对着黑屏说话。
我查过手机，这种所谓的“通话”没有任何记录。
同事老周听说这事后，皱起眉头。“你别管了，现在什么人都有。万一是精神有问题，缠上你怎么办？”
我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我总觉得她不是精神有问题。她说话的内容太具体了，具体到每天的天气、她吃的什么饭、她同事的八卦。如果这是幻觉，那这个幻觉也太细致了。
直到上周四，她上车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到老位置，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，递给我一张对折的纸条。
“明天帮我打这个电话。”她说，“早上九点，准时打。”
我展开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。
“你为什么不自己打？”
她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真实，也疲惫。“因为我已经打不通了。”
说完她转身下了车，我这才发现公交车还没到站，她提前两站下了。我透过车窗看她走进夜色里，卫衣帽子拉起来，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。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拨出了那个号码。
电话接通了。
“喂？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低沉，带着刚睡醒的沙哑。
“你好，请问你是小鹿的男朋友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“小鹿？”他的声音变了，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“同事。她让我今天给你打电话。”
长久的沉默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整个人僵在原地。
“小鹿去年就死了。车祸。你是第几个打这个电话的人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