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我又去了。
桥头的梧桐叶还在落，落得比昨天多。周秀兰坐在棚子里，没干活，手里捏着根烟。烟是那种最便宜的，白壳子，没牌子。她看见我，把烟掐了，吐了口烟沫子。
“来了？”她站起来，拍了拍围裙上的烟灰。
我说，“来剪头。”
她看了看我头发，说，“昨天刚剪的，剪个屁。”
我没吭声，坐到长条凳上。她也没赶我，自己又点了根烟，坐在铁椅上抽。两个人就这么干坐着，谁也不说话。棚子外头有人骑车过去，铃铛叮铃铃响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
“你这人怪。”她忽然说，“城里来的吧？”
“不算城里。”我说，“在县城上班。”
“县城也是城。”她弹了弹烟灰，“镇上的年轻人全跑城里去了，一年到头不回来几个。你倒好，跑回来蹲我这破棚子。”
我说，“想听听你的事。”
她笑了一声，笑得很短，像被烟呛了一下。“我有什么好听的？剪了一辈子头，手都剪变形了。”她伸出右手，五指张开。指关节鼓得像核桃，虎口的茧子厚得发黄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碎发。
“这双手，”她说，“剪过镇上三代人的头。你爷爷那一辈的，你爹那一辈的，还有你这一辈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“你认识我爷爷？”
“怎么不认识？”她把烟头扔地上，用鞋底碾了碾，“你爷爷叫陈德厚，修自行车的，对吧？”
我点头。
“你爹叫陈建国，在粮站上班。”她又说，“你小时候头发又黄又软，跟只小鸡崽似的。每次剪头都哭，你妈按着你，我拿推子给你推，你哭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”
她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但我听着，心里头忽然堵得慌。
“你记性真好。”我说。
“不是记性好。”她站起来，从抽屉里拿出那把手推剪，拿布擦了擦，“是这镇上的人，越来越少。人少了，就记得住了。”
她说完，又坐回椅子上，看着棚子外头的路。路上空荡荡的，半天不见一个人影。
“以前这条街多热闹啊。”她说，“逢集的时候，人挤人，自行车都骑不动。我这棚子门口排着队，男的剪头，女的烫发，小孩剃满月头。一天能剪三十多个，手都停不下来。”
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下去，“现在一天能剪五六个就算好的了。”
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她也没指望我说什么，自顾自地讲。
“去年冬天，镇东头的老刘头死了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每个月来我这儿刮一次脸，刮了二十年。他死了以后，他儿子跟我说，秀兰姐，我爸走之前还念叨，说下个月该刮脸了。”
她说到这儿，停了。棚子里安静得很，只有风从塑料布的缝里灌进来，呼呼的。
我忽然想起昨天那颗糖。糖纸还揣在我兜里，没扔。
“你昨天给我的糖，”我说，“是哪儿买的？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，“镇上小卖部，就剩那一包了。卖完就没进了，没人买。”
我掏出那颗糖，剥开，塞进嘴里。还是那个味，甜得发齁。
“你明天还来？”她问我。
“来。”
“那行。”她又点了根烟，“明天我给你讲讲，我是怎么在这桥头扎下来的。三十年了，连个招牌都没挂过。”
她说完，把烟叼在嘴里，拿起那把推剪，咔嚓空剪了两下。声音脆得很，像在说，你看，它还能用。
我站起来，准备走。走到棚子门口，她又喊住我。
“哎。”
我回头。
她指了指我脖子，“你那痦子，最好去医院看看。颜色不太对。”
我说好。走出棚子，风大了，梧桐叶贴着地面跑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她还坐在那把铁椅上，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，像这镇上最后一盏没熄的灯。
妈的，我忽然有点不想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