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加班到凌晨一点，最后一班地铁还有十五分钟。我靠在站台的柱子上刷手机，余光扫到一个佝偻的身影——是那个收废品的阿姨，六十多岁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推着一辆装满纸板的三轮车。
站台保安走过去，我以为要赶她走。没想到保安只是轻声说：“阿姨，你慢点，别压到脚。”阿姨抬起头，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笑容：“晓得，晓得。”她的脸上全是皱纹，但眼睛很亮，像两盏快熄灭的灯。
我注意到她的三轮车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半个馒头和一瓶矿泉水。她蹲下来，把散落的纸板一张张码整齐，动作很慢，每弯腰一次都要用手撑着膝盖才能直起来。
“阿姨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”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口，可能是加班加得脑子发木。
她抬头看我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干活：“家？哪有家，睡桥洞。”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我心里一紧。她继续说：“儿子在老家读书，要生活费。老头子走得早，我一个人。”她拍了拍手上的灰，“这活不丢人，能挣到钱就行。”
她推着三轮车往外走，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拉得很长。我忽然想起自己——在北京漂了七年，住着隔断间，吃着外卖，加班到深夜。我们都一样，在城市的缝隙里活着。
走到出口时，她突然回过头：“年轻人，别老熬夜，身体要紧。”然后消失在夜色里。
我站在原地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那句话像一根针，扎破了所有故作坚强的壳。
第二天又加班到很晚，我特意走到那个站台，买了两份热豆浆。但等了很久，没看到她。保安告诉我：“阿姨昨天摔了一跤，三轮车翻了，纸板撒了一地。她爬起来的时候，膝盖全是血，但还是把纸板捡完了。”
“她人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被救护车拉走了。”保安摇摇头，“估计是没舍得去医院。”
我攥紧手里的豆浆，手心发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