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是从傍晚五点半开始下的。我站在厨房水池边洗碗，听见雨点砸在石棉瓦棚顶的声音，起初是零星的，后来成了密集的鼓点。水龙头里流出的热水冒着白汽，我搓着那只用了五年的搪瓷碗，碗沿磕掉了一块瓷，露出黑色的铁胎。
客厅的灯没开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屏幕的光映着他的脸，下巴上的胡茬白了一片。茶几上摊着一份离婚协议，打印纸被水杯压着，杯沿渗出一圈水渍，洇开了“财产分割”几个字。七年前搬进来时，这张茶几是他从二手市场扛回来的，漆面磨得斑驳，我们铺了一块碎花桌布。桌布洗得发白，边角起了毛。
“明天去民政局？”他问，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
我没回头，把碗放进沥水架。“嗯。”
雨越下越大。厨房的窗户关不严，风把雨丝吹进来，落在灶台上。我伸手关窗，手指碰到窗框上的锈迹，那是我怀孕那年他忘了关窗淋雨留下的。女儿现在六岁，跟着她奶奶住。上个月我去看她，她问我：“妈妈，你和爸爸是不是不在一起住了？”我说不出话，只是把她抱紧。她身上有洗衣粉的味道，是那种最便宜的牌子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阳台门口。阳台晾着两件衣服，是前天洗的，一直没干。他伸手摸了摸，又缩回来。雨斜飘进来，打湿了他的衬衫袖子。“这房子潮气太大，”他说，“你住这儿容易犯老寒腿。”
“搬走就不用你操心了。”我擦干手，走到客厅，把协议拿起来看了一遍。字是我拟的，没有律师，没有公证。房子是租的，存款两万三，女儿归他。我什么都没要，除了那台缝纫机。那是我妈留给我的。
他点了一根烟，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散开。以前他抽烟我总骂他，他就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抽。今天我没骂。他抽了两口就掐了，掐在烟灰缸里，那烟灰缸是一个啤酒瓶盖子做的。
“你恨我吗？”他问。
我想了想。“不恨。就是累了。”
这是真话。不是那种电视剧里说的累，是实实在在的累。每天五点五十起床，蒸馒头，炒个素菜，叫女儿起床，送她去幼儿园，赶六路公交去电子厂上班。他在建筑工地上，有时候有活，有时候没有。工资发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去超市买最便宜的挂面，一包能吃三天。我们很久没一起吃过晚饭了。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，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。
雨声小了一点。远处有汽车驶过积水的声音，哗啦一声，又归于寂静。
他把协议折好，放进外套口袋里。“明天八点，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。”
“好。”
我走进卧室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。我的衣服装进一个蛇皮袋就满了。缝纫机太重，我搬不动，他说明天找工友的车帮我拉。我坐在床沿上，听见他在客厅里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嗯，办好了……明天去领证……没事，都谈好了……”
雨停了。空气里一股泥土和铁锈的味道。我拉开窗帘，路灯下湿漉漉的柏油路泛着光，一片梧桐叶贴在路面上。这个城市我们待了七年，从二十出头到三十出头，最好的年纪都耗在这间出租屋里。没有婚礼，没有婚纱照，结婚证是在老家领的，花了九块钱。
他推开门，站在门口。走廊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“那个，”他说，“明天领完证，一起吃顿饭吧。”
我抬起头看他。他眼睛有点红，但没哭。我们都不是会哭的人。
“行。”我说。
他点点头，转身走回客厅。我听见他关掉了客厅的灯，然后是他的脚步声，拖沓着走进另一间卧室。那间卧室本来是给女儿准备的，后来她跟奶奶睡了，就成了他打地铺的地方。我们已经分床睡了一年多。
我躺下来，枕头上有股樟脑丸的味道。窗户外面，又有雨点落下来，稀稀拉拉的，打在石棉瓦上，像谁在敲着不规则的节拍。我想起七年前那个秋天，也是这样的雨夜，我们挤在这张床上，他把外套盖在我身上，说：“以后会好的。”
雨声越来越密。明天还要早起。我闭上眼睛，把被子蒙过头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