婶子的摊子支在出站口右边第三根灯柱底下，一个煤炉、一口小铁锅、一个纸板写的价目表。茶叶蛋一块五一个，卤豆腐两块，豆浆一块。我每次回来，都要到她那儿买两个蛋，一个现吃，一个揣兜里。
她认得我。或者说，她认得所有在这趟绿皮车上晃荡三四个小时回来的人。她会在递蛋的时候说一句“回来了啊”，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今天天气还行。有一次我隔了半年才回，她一抬头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瘦了。”就两个字，我鼻子一酸。
婶子的手很糙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酱色。她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煮蛋，用自己调的卤料——八角、桂皮、红茶末，还有一点冰糖。她说甜能提鲜，但不能多，多了腻。蛋要煮够四十分钟，然后泡在卤汁里过夜，第二天才入味。
常来她这儿的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像我这样在外头打工回来的，一种是送人的。送人的那个，买四个蛋，两个塞进要走的那个人的包里，两个留在自己手里，等车开远了，慢慢剥着吃。婶子说，她见过一个中年男人，每个月来送一次女儿，每次买四个蛋，从不多买。后来有半年没见他来，再出现时是一个人，买两个蛋，自己吃完就走了。婶子没问，但那之后，她卤蛋的汤里多加了一勺盐。
也有等的人。有个老太太，隔三差五来，也不坐车，就站摊子旁边，张望着出站口。婶子给她搬个小马扎，她就那么坐着，从下午坐到天黑。老太太说，她儿子在深圳打工，说好了过年回来，但总也不回。婶子就给她热一碗豆浆，不收钱。后来老太太不来了，婶子把那个小马扎收进了三轮车底下，再没拿出来过。
有一回，一个年轻姑娘在摊前站了很久，盯着价目表，手在兜里摸来摸去。婶子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先吃，不着急给钱。”姑娘摇了摇头，还是走了。婶子没追，只是在收摊的时候，把当天剩的那锅蛋都倒进了垃圾桶，说了一句：“明儿个多煮两个。”
去年冬天，我回去的时候，婶子的摊子还在，但纸板上的字换成了打印的。她说，手写的老是被雨淋花，看不清。我问她打算干到什么时候，她关了火，用抹布擦了擦锅沿，说：“干到没人坐这趟车了为止吧。”
车站的广播声又响起来了，那趟绿皮车正缓缓进站。婶子掀开锅盖，热气扑上来，带着茶叶和酱油的味道。她把蛋一个个夹到搪瓷盆里，动作利落，像十二年前第一天出摊时一样。
我剥开第二个蛋，蛋白上卤出了好看的纹路，咬一口，咸淡刚好。这就是我每次回来，第一口能尝到的、属于家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