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七点，我被电锯声吵醒。
推开窗，胡同口围了一堆人。老槐树的枝桠已经被锯断，横七竖八摊在地上，碎叶子沾着露水，像刚哭过。树干上绑着红布条，是居委会去年挂的，说这树有八十多年了，算文物。可文物也挡不住拆迁。
我趿拉着拖鞋下楼，站在人群外围。刘婶拎着菜篮子，嘴里嘟囔：“早该砍了，去年刮风掉树枝差点砸着我孙子。”旁边有人接话：“可不是嘛，树根把下水道都拱裂了。”没人提红布条的事。
我盯着树干看。树皮剥落的地方，有我十岁刻的字——“陈大志不是人”。字迹歪歪扭扭，二十年过去，已经快看不清了。但我知道它还在那，就跟老陈头当年坐在树下的样子一样，烙在脑子里。
老陈头是我们胡同的老住户，无儿无女，靠捡破烂为生。他总在傍晚坐树根上，膝盖上摊一本泛黄的《故事会》，其实他不识字，只是翻着看画。我小时候跟别的孩子学舌，管他叫“老陈头”，他听见了也不恼，咧嘴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
真正让我记住他，是九岁那年夏天。我偷了家里五块钱，去小卖部买冰棍和弹珠。我妈发现后拿着笤帚追我，我钻进胡同，躲在老槐树后面。我妈追不上，站在树前骂：“小兔崽子你给我出来！”我不敢动，腿肚子哆嗦。这时老陈头从树根上站起来，慢悠悠说：“孩子嘛，谁没犯过错。”我妈瞪他一眼：“你少管。”他不再吭声，从裤兜摸出一根烟，点上，烟雾绕着他的脸。我妈骂够了，转身回家。
我从树后探出头，老陈头没看我，只对着树说：“下次别偷了。”我点点头，跑回家。那晚我躺在床上想，他为什么不告状？后来我懂了，他自己就是个没人管的人，所以觉得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我上初中那年，胡同里开始传闲话，说老陈头年轻时蹲过监狱，是“坏人”。具体犯什么事没人说得清，但“蹲过监狱”四个字就够了。刘婶不让他坐树根了，说他脏。我妈也不让我跟他说话。老陈头还是每天傍晚来，只是从坐改成站，靠着树干，抽完烟就走。
有一回下大雨，我看见他站在胡同口屋檐下躲雨，浑身湿透。我撑着伞走过去，想叫他进楼道避避。他看见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摆摆手，转身走进雨里。我站在那，伞被风吹歪，雨水灌进脖子里。
后来他就不怎么来了。再后来，听说他搬去了城郊的养老院。我忙着中考、高考，渐渐忘了这个人。
直到大三那年暑假回家，我妈闲聊时说：“老陈头死了，上个月的事。养老院的人来收拾遗物，就一个破箱子，里面几件衣服，还有一本《故事会》，书页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头写着你家的地址。”
我愣住。我妈继续说：“人都死了，纸条也不知啥意思。估计是想让人通知咱们吧，可谁认识他呢。”
我没说话。那天晚上我去了胡同口，老槐树还在，树皮上的字也还在。我摸到“陈大志不是人”那几个字，手指头凉飕飕的。陈大志是谁？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但老陈头为什么夹着我家的地址？
电锯声停了。树干轰然倒下，砸起一片尘土。我退后两步，看见树根被刨出来，底下压着一个铁盒子，锈迹斑斑。
人群围上去。刘婶用脚踢了踢：“啥玩意儿？”有人捡起来，用石头砸开锁。盒子里是一张黑白照片，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，笑得很好看。照片背面写着三个字——陈大志。
我盯着那三个字，后背发凉。
铁盒子被扔在地上，没人要。我弯腰捡起来，照片边角已经脆了，一碰就掉渣。我把它揣进口袋，转身往回走。身后传来刘婶的声音：“哎，那谁，把那破盒子扔垃圾桶啊！”
我没回头。
回到家，我打开手机查陈大志这个名字。什么也没查到。我又翻出那张照片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女人的眉眼，婴儿的轮廓，都陌生。但老陈头为什么留着它？又为什么夹着我家的地址？
我想起那个雨夜，他转身走进雨里的背影。他大概是想告诉谁什么，可没人愿意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