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五点半，我站在煎饼摊前，看着摊主阿姨熟练地摊开面糊。
“老样子？”她头也不抬。
“嗯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准备扫码。
这是我在这个城市打工的第三年。每天凌晨四点下班，从工业园区走二十分钟到这个路口，买一个煎饼果子，再等最早一班公交回出租屋。
“今天多加个蛋吧。”我说。
阿姨抬头看了我一眼：“发工资了？”
“嗯。”其实没有，但我想对自己好一点。
煎饼摊的炉火在夜色里显得格外亮。我缩了缩脖子，十一月的风已经有些刺骨。阿姨从保温桶里舀了一碗豆浆递过来：“先暖暖手。”
我接过来，掌心贴着碗壁，热气顺着指尖往上爬。
“你每天这个时候下班？”阿姨问。
“夜班，工厂做手机配件的。”
“辛苦啊。”她叹了口气，手上动作没停，“我闺女也在工厂，不过她上白班。”
我没接话。这种寒暄在凌晨的街头很常见，像是两个夜行生物在确认彼此的存在。
阿姨把煎饼果子用油纸包好递给我，我接过来咬了一口。鸡蛋和薄脆的香气在口腔里炸开，咸酱的滋味恰到好处。
“好吃。”我说，这句话是真心的。
“那当然，我做了二十年了。”阿姨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“以前在老家镇上，后来跟着闺女来了这里。”
我点点头，准备付钱走人。手机屏幕亮起来，显示余额不足。我愣了一下，翻口袋，只找到几个硬币。
“差两块钱。”我有些尴尬。
阿姨摆摆手：“下次补上就行。”
“那怎么行。”我坚持要把硬币数清楚，手指在口袋里摸索，却只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。
掏出来一看，是房东塞的催租条，上面写着“再欠三天就搬走”。
我盯着那行字，感觉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“怎么了？”阿姨问。
“没事。”我把纸条塞回去，把硬币放在摊位上，“阿姨，下次我把钱带来。”
“不急。”她突然叫住我，“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我摇摇头，转身要走。
“等一下。”阿姨从保温桶里又舀了一碗豆浆，递给我，“拿着，路上喝。”
我接过来，低头看着碗里冒出的热气。
“我闺女以前也跟你一样，一个人在外面。”阿姨说，“那时候她租的房子在顶楼，夏天热得要命，冬天冷得发抖。有次她打电话跟我说，妈，我想回家。”
我抬起头，眼眶有点热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我来了。”阿姨笑了笑，“在这路口摆摊，每天能看见她上下班，心里踏实。”
风吹过来，把煎饼摊的帘子吹得哗哗响。路灯下，远处有环卫工人的身影，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很轻。
“你闺女现在呢？”
“她去年升职了，调到市里去了。”阿姨低头擦着铁板，“这里就剩我一个人。”
我喝了一口豆浆，甜味从舌尖蔓延到胃里。
“阿姨，你不想她吗？”
“想啊，但她有自己的路要走。”阿姨抬起头，“你也一样，年轻人，路还长着呢。”
我点点头，把空碗放回摊上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工厂群发的消息：下个月加班费下调百分之二十。
我把手机放回口袋，深吸一口气。
“阿姨，明天我还来。”
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我转身朝公交站走去，身后传来阿姨的声音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小周。”我回头喊。
“我叫赵秀兰。”她笑着挥手，“下次来，我给你多放个蛋。”
公交车来了，我上车，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晨光从楼缝里漏出来，给整条街染上淡金色。
车子启动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煎饼摊还在那里，赵阿姨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收摊。
我突然想起那张催租条，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撕成两半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银行发来的短信：您尾号3825的账户转入5000.00元，备注：闺女给的生活费。
我愣住，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
我母亲三年前就去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