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，我在茶水间煮咖啡。
微波炉嗡嗡转着，我盯着里面的马克杯发呆——同事周姐的，杯沿缺了个口，她一直没换。门被推开时我下意识扭头，看见新来的实习生林念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手机，眼眶红红的。
“对不起。”她转身要走。
我叫住她：“没事，你先进来，我马上好。”
她没走，反而往前挪了一步，靠在门框上。我注意到她手机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一条没编辑完的短信：“妈，今年过年我不回去了，因为……”后面没了。
微波炉叮一声响了。我端出咖啡，顺手递给她一盒没拆的纸巾。她接过去，没擦眼泪，只是攥在手里。
“工作上的事？”我问。
她摇头，又点头。“算是吧。”声音沙哑，像憋了很久。“组长说我方案不行，改了三版。刚才打电话跟我妈吵了一架。她说我非要来北京，图什么。”
我靠着料理台，抿了口咖啡。太烫，舌尖发麻。
“你图什么？”
她愣了下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反射着惨白的光。茶水间里飘着速溶咖啡的味儿，混着消毒水淡淡的涩。
“我想做出点什么。”她终于说，声音很轻。“就是，想证明自己选的路没错。”
我笑了笑。这话听着耳熟，几年前我也这么跟自己说过。
“那你别把短信删了。”我说，“留着，等哪天真不回了，再发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睛还是红的，但嘴角往上翘了翘。这时手机震了，她低头看，脸色变了。
“组长说方案又被打回来了，让重新写。”
她没哭，只是把纸巾扔进垃圾桶，深吸一口气，推门出去了。
我端着咖啡回工位，路过她座位时，看见她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屏幕上的PPT封面标题是“城市孤岛”，配图是一张路灯下的长椅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那个方案讲的是城市里那些独自生活的人——比如我，比如她。
下班时电梯里又碰见她。她主动说：“姐，谢了。那条短信我留着呢。”
电梯门开，冷风灌进来。她缩了缩脖子，快步走进夜色里。我站在门口，掏出手机，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很久没拨的号码。
犹豫了三秒，还是锁了屏。
有些短信，留着比发出去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