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我又失眠了。
披了件外套下楼，街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小区门口的便利店还亮着，收银台后的小姑娘打着哈欠刷手机。我拿了包最便宜的烟，正掏钱时，脚边踢到一个信封。
牛皮纸的，已经磨得起了毛边。我弯腰捡起来，里面鼓鼓的。打开一看，是一张照片——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站在大学宿舍楼下，笑得眼睛眯成缝。其中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阿琳。
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，字迹潦草：“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请把它交给照片里左边那个女孩。她叫林琳，她妈妈病了，想见她。”
我的手抖了一下。阿琳的妈妈？那个总爱穿碎花裙、说话轻声细语的阿姨？我记得她最爱做红烧肉，每次我去阿琳家，她都要留我吃饭。
翻到照片背面，有一行小字：“2012年6月，毕业前一周。”
十年了。
我和阿琳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火车站。她要回老家考公务员，我留在省城找工作。我们约定每周通话，每半年见一次。头两个月还好，后来她电话越来越少，我忙着加班，渐渐就断了联系。
不是不想联系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换了好几次号码，微信也换了。每次想找她，总觉得说什么都尴尬。
我把烟放回货架，买了瓶水。走出便利店时，凌晨的风吹在脸上，有点凉。
坐在小区花坛边，我看着那张照片。那时候我们都穷，合租在城中村，夏天没有空调，两个人挤一张凉席。阿琳总说：“等我们有钱了，一定要租个有空调的房子。”后来我租得起有空调的房子了，却再也没有她的消息。
我试着搜索她的名字，弹出来几个同名的，没有她。又翻出以前的QQ号，密码试了三次才登上去。好友列表里，她的头像灰着，签名停在“一切安好”。
我给她发了条消息：“阿琳，我是小月。你还好吗？”
消息发出去，像石沉大海。
第二天下午，手机震了一下。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：“小月？真的是你吗？”
我拨过去，听到那个久违的声音，有点沙哑。阿琳说，她妈妈去年查出了癌症，已经做了三次手术。她辞了工作回老家照顾，把老房子卖了，住在医院附近出租屋里。
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她问。
我把捡到信封的事告诉她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可能是我妈托人放的。她一直念叨你，说你是个好姑娘。”
我鼻子一酸。
周末我请了假，坐高铁去她老家的医院。阿琳瘦了很多，头发随便扎着，穿着褪色的卫衣。她妈妈躺在病床上，看见我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
“小月来了啊。”阿姨声音很轻，手枯瘦，却有力气握紧我的手。
那天下午，阿琳出去买饭，我跟阿姨聊了很久。她说，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琳，让我多照顾她。我说好。
走的时候，阿琳送我到电梯口。她突然说：“谢谢你，小月。其实我也想找你，但总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不想打扰你。”
我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电梯门关上，我靠着墙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
后来我们加了微信，隔三差五聊几句。阿姨病情稳定了一些，阿琳开始在网上接些文案的活。上个月，她发了条朋友圈，照片里阿姨坐在轮椅上，在公园晒太阳，笑得和以前一样温柔。
那个信封我还留着，压在书桌玻璃板下面。有时候加班到深夜，看到那张照片，就觉得生活没那么难熬。
有些失去的东西，其实一直在那里，等着你回头去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