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的办公室，空调坏了三天。我坐在工位上，后背的衬衫湿了一片，贴在皮肤上，黏糊糊的。对面工位的小周把风扇调到最大档，风呼呼地吹，吹得桌上的文件乱飞。没人说话，只有键盘声和风扇的噪音。
我盯着屏幕上那份改到第七版的方案，光标闪了又闪。组长路过时瞟了一眼，没停，直接去了经理办公室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听见他说：“那个项目还是换人吧，她最近状态不对。”
状态不对。这四个字我听了整整两年。
两年前我休完产假回来，原本跟的项目已经交给了新人。组长说让我先适应适应，做些辅助工作。后来辅助变成了打杂，打杂变成了边缘。我申请过调岗，人事说没名额。我找过领导，领导说再等等。
我等了两年，等来的是“状态不对”。
那天下午五点五十三分，我刚收拾好包准备去接孩子，手机震了一下。是丈夫发来的微信：“今晚加班，你自己想办法接娃。”
我没回。这种事回什么都没用。他最近半年加班越来越频繁，回家越来越晚。上个月他生日，我买了蛋糕等他到十一点，他回来只说了一句“吃过了”。蛋糕在冰箱里放了一周，最后扔了。
六点十分，我在地铁上给婆婆打电话，问她能不能帮忙接一下孩子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，那边传来麻将声。婆婆说：“我这儿走不开，你自己想想办法。”
我站在车厢连接处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隧道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一节被甩下的车厢，停在一个没人知道的站台上。
后来我请了小区门口托管班的阿姨帮忙接孩子。多交了五十块临时托管费。到托管班的时候，女儿正趴在小桌子上画画，看到我来了，举着画跑过来：“妈妈你看，我画的家。”
画上有三个人，手拉着手。她指了指中间那个小的：“这是我。”又指了指左边的：“这是爸爸。”然后指着右边那个头特别大的：“这是妈妈。”
“为什么妈妈的头这么大？”我问。
她说：“因为妈妈要看好多人，头不大看不完。”
我蹲下来抱住她，眼睛有点酸。
回到家已经七点半。我给女儿热了饭，哄她洗澡，讲故事，等她睡着已经快九点。客厅的灯还亮着，我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，看到丈夫在家族群里发了张照片——和同事聚餐，桌上摆着几瓶啤酒。婆婆在下面回了个大拇指表情。
我没点赞，也没评论。
九点四十分，门锁响了。他进来的时候身上有烟味和酒味，没换鞋直接走到客厅，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。
“公司内部调岗通知，你看看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，低头翻手机。
我拿起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打印好的申请表。调岗方向是子公司，地点在郊区，职务名称看着体面，但我知道那个子公司半年前刚裁了一批人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“我们领导说你们公司最近在优化结构，内部调岗是个机会。”他终于抬起头看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认真，“你在这个位置也干不下去了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换个环境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我干不下去了？”
“你天天回来那个表情，谁看不出来？”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一点，“我也是为你好。”
我盯着那张表，上面已经有他的签字，工工整整。日期写的是今天。
“你帮我填好了？”
“嗯，明天交上去就行。那边的负责人我托人打过招呼了。”
客厅的钟滴答滴答地走。我忽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他也会帮我填各种表——租房合同、入职登记、甚至办信用卡。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体贴。
现在我只觉得这张表像一张判决书。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？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他没回答，转身去洗手间了。水声哗哗响。
我坐在沙发上，把那张表折起来，又展开，折起来，又展开。女儿的画还摊在茶几上，三个手拉手的人，妈妈的头最大。
我拿起手机，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很久没拨的号码——大学室友周敏，她去年跳槽去了另一家同行公司，之前提过她们部门在招人。
消息发出去的时候，是晚上十点零三分。
我没有告诉丈夫。
那张调岗单现在还夹在我的笔记本里，没有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