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段时间我上夜班，从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，守着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。店面不大，货架挤挤挨挨，冷柜的嗡嗡声是夜里唯一的背景音。
凌晨一点十七分，门铃响了。
进来一个女人，三十出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头发随意扎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她径直走到关东煮机前，拿起纸杯，开始夹。
一个萝卜，两个鱼丸，三个海带结，四个竹轮。
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数数。夹完她又看了一会儿，把最后一颗肉丸也夹走了。
“要辣吗？”我问。
她摇摇头，付了钱，坐在靠窗的高脚凳上。
那晚没什么客人，我低头刷手机，偶尔抬头看她一眼。她吃得很慢，每咬一口都要停很久，眼睛看着窗外空荡荡的马路。
凌晨两点，她又来了。这次是两杯关东煮。
“这么晚还吃？”我多嘴问了一句。
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明天就不在了。”
我以为她要搬家，没再追问。
第三天，她准时出现。还是那件牛仔外套，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那几样关东煮。不同的是这次她端着杯子走过来，问我：“能聊会儿吗？”
我说行。
她告诉我，她女儿病了三年，一直在住院。今天是最后一晚，明天要转去临终关怀病房。
“她最喜欢吃这家的关东煮，”她说，“以前每次化疗完，她都吵着要来这里。”
“她今年多大了？”
“七岁。”
我喉咙发紧。
“她走不动了，”她继续说，“但我还是想替她多吃几口。总觉得这样，她就还能尝到味道。”
她没哭，声音很平。可那种平，比哭更让人难受。
后来连续七天，她每晚都来，每次都买关东煮。第八天晚上，她没来。
第九天也没来。
第十天，凌晨一点，我听到门铃响了。抬头，是她，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。
女孩很瘦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睛亮亮的。她穿着印有小熊图案的睡衣，外面套了件大人的羽绒服。
“妈妈，我要吃萝卜。”女孩的声音细细的。
女人蹲下来，给她系好围巾，说：“好，妈妈给你买最大的那块。”
她们并排坐在窗边，一人一杯关东煮。女孩咬了一口萝卜，皱起眉头：“烫。”
女人轻轻吹了吹，递回去。
“妈妈，你吃。”女孩把竹轮举到她嘴边。
女人咬了一口，点点头：“好吃。”
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笑容。不是开心，是一种很用力的、想把这一刻刻进骨头里的笑容。
她们坐了大概四十分钟。走的时候，女孩回头冲我摆了摆手。
之后我再没见过她们。
第二年春天，便利店对面的樱花开了。夜里值班无聊，我会盯着那些花发呆。有时候想起那个女人，想起她说的“明天就不在了”，心里就堵得慌。
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最后怎样了。但我记得她吃关东煮时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也许这就是告别的方式吧——替一个人，好好吃完她爱吃的东西。
再后来，我离职了。走的那天，我也买了一杯关东煮，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上，慢慢吃完。
萝卜有点咸，汤有点辣，但我一口都没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