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夏天，我租住在城南一条巷子深处，月租四百，没有空调。
每天傍晚，都能听见楼下传来三轮车轱辘碾过水泥地的声音，嘎吱嘎吱，像嗓子眼里卡了痰。紧接着就是一声沙哑的吆喝：“收废品咧——报纸、纸箱、旧家电——”
那声音从巷头拖到巷尾，再慢慢消失。
我叫他老刘。五十多岁，背有点驼，永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。他的三轮车后斗里永远堆着压扁的纸箱和缠成团的电线，车把上挂着一个旧书包，拉链坏了，用铁丝拧着。
我第一次卖给他废品是搬进来那周。十几个快递纸箱，他一张一张拆开、压平、捆好，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全是皱巴巴的零钱。他数了两遍，递给我：“六块五。”
我接过钱，看见他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
后来慢慢熟了。有时我加班回来，看见他坐在巷口路灯下吃馒头，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，里面是白开水。我问他怎么不回家吃，他说家里没人，回去也是一个人。
他很少提过去。我只知道他老婆走了好几年，儿子在广东打工，过年才回来一次。
有次下雨，我下楼倒垃圾，看见他躲在楼道里避雨，怀里抱着那个破书包，像护着什么宝贝。我喊他上楼坐坐，他摇头，说身上脏，别弄脏你家。我硬拉他上去，他站在门口不肯进屋，只在门垫上蹲了下来。
我给他倒了杯热水，他双手捧着，半天才喝一口。
“小江，你说人这一辈子，图啥？”他突然问。
我没回答。
他自顾自地说：“我收废品收了十五年，攒了八万块，全存银行了。上个月查账，少了三千。银行说系统升级，数据没同步。我等了一个月，还是没回来。”
他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“三千块，我得收多少废品才能挣回来。”他低头看着杯子里的水，“算了，不找了，就当买了教训。”
那之后我有段时间没见他。巷子里安静了许多。
直到八月底的一个傍晚，我又听见了那熟悉的嘎吱声。我跑下楼，看见老刘的三轮车停在巷口，车斗里空空的，只有一个蛇皮袋。
他坐在车座上，手里捏着一张纸。
“小江，我要走了。”他说。
“去哪？”
“回老家。这房子下个月拆了，房东让我月底搬。”他指了指身后的巷子，“这边废品站也关了，老板说干不下去了。”
他把那张纸递给我。是一张火车票，明天早上七点，硬座，十六个小时。
“那这些废品怎么办？”我指了指他的三轮车。
他笑了，笑得很苦：“不收了。这车也卖了，五十块钱。”
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递给我：“这些给你，我留着也没用。”
塑料袋里是几本旧书，还有一沓泛黄的存折，每一本都皱巴巴的，封皮上写着年份。我翻开一本，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存款：2015年3月，收废品收入87元；2015年4月，收废品收入103元……
每一笔都不超过两百块。
“这些存折我留了十年，本来想给儿子买房用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算了，他不要我的钱，嫌脏。”
我喉咙发紧，说不出话。
他骑上三轮车，慢慢往巷口去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蓝布褂子被风吹起来，露出一截瘦削的腰。
“老刘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他回头。
“保重。”
他点点头，又喊了一嗓子：“收废品咧——报纸、纸箱——”
声音在巷子里回荡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嘈杂的晚高峰里。
那沓存折我至今留着。偶尔翻出来看，那些歪歪扭扭的数字，像他走过的路，一笔一笔，都不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