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我裹着羽绒服从24小时便利店出来，手里的关东煮冒着热气。北京的夜冷得刺骨，风刮在脸上像刀片。
拐过街角，看见那个煎饼摊还亮着灯。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，围着洗得发白的围裙，铁板上滋滋响着面糊。她旁边站着个姑娘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灰色卫衣，头发乱糟糟地扎着，正低着头翻手机。
“来个煎饼，加两个鸡蛋。”我说。
大姐利落地舀起面糊，摊开，磕鸡蛋，撒葱花。姑娘突然开口：“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傻？”
大姐没抬头：“咋了？”
“我男朋友说分手，三个月了。我今天才发现，他连我生日都记错了。我请了假，坐了两个小时地铁去找他，他门都没让我进。”姑娘的声音发抖，眼泪开始往下掉，“我在他楼下站了三个小时，他连个电话都不打。”
我把关东煮放下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北京太大，大到一个人消失在人海里，连个浪花都溅不起。
大姐把煎饼翻了个面，抹上酱：“姑娘，你吃辣不？”
“微辣。”姑娘擦了擦眼泪。
“我给你多放点薄脆。”大姐说着，又加了一层，“在北京，谁还没吃过点苦。我刚开始摆摊那会儿，被城管追着跑，三轮车都摔坏了。半夜两点出摊，四点收，回去还要给孩子做饭。那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。”
姑娘抽噎着：“可我就是放不下...”
“放不放得下，日子都得过。”大姐把煎饼装好，递给她，“拿着，趁热吃。这世上啊，除了生死，都是小事。”
姑娘接过煎饼，咬了一口，眼泪又掉下来。但她笑了，那种带着眼泪的笑，在北京的凌晨三点显得格外亮。
我付了钱，拿着煎饼往回走。风还是冷，但手里的煎饼烫得手心发麻。回头看了一眼，姑娘还站在摊前，大姐正在给她拿豆浆。
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擦肩而过，有人失恋，有人失业，有人只是单纯地饿了。可那些凌晨还亮着灯的摊子，那些递过来的热食，那些陌生人随口说出的安慰，就像黑暗里的火柴，哪怕只亮一秒，也够暖一阵子。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姑娘。但我常想起那个凌晨，想起她说“我是不是特傻”，想起大姐说“日子都得过”。北京这么大，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答案。有些答案找到了，有些没找到，但煎饼摊前的那碗热汤，总能让人多撑一会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