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到家，翻出那个小铁柜。
柜子不大，灰扑扑的，锁扣上挂着一把老式挂锁。钥匙呢？我翻遍了我爸所有的抽屉，没有。
搞毛啊。
我蹲在柜子前，盯着那把锁。锁是八十年代那种弹子锁，锈得厉害，估计用把螺丝刀就能撬开。
但我没动。
不是不敢。是突然觉得，我爸这辈子，把太多东西锁起来了。
汽水锁在铁盒子里。信锁在柜子里。人锁在心里。
我找了把钳子，咔嚓一声，锁断了。
柜门打开，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几本旧账本、一个搪瓷缸子、一沓粮票，还有——一封信。
信封是牛皮纸的，已经发黄发脆，上面写着“李建国亲启”，字迹娟秀。没有邮票，没有邮戳，是托人捎的。
我手有点抖，拆开信封。
信纸折得整整齐齐，展开，上面写着：
“建国：
我要走了，调到省城的纺织厂去。这一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。
有些话，我想跟你说，但当面说不出口。
那年夏天，你背我去医务室，我记在心里。后来你托老赵约我看电影，我去了，可你一句话不说。我想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
你这个人，什么都往心里藏。
你要是愿意，就来找我。要是不愿意，这封信就当没写过。
王秀兰
1986年9月12日”
信纸从我手里滑落。
我爸没拆这封信。他根本没看过。
他这辈子，连打开她的勇气的都没有。
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，眼泪啪嗒啪嗒掉。
不是吧。
我拿起手机，翻到之前存的号码——王秀兰女儿的电话。拨过去，响了几声，接了。
“喂？”
“你好，我是李建国的儿子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妈……她还在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妈去年走的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她走之前，念叨过一个名字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哽咽，“李建国。她说，这辈子有个人，欠她一句话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那封信，又看了看铁盒子里的半瓶汽水。
我爸攒了三十年的勇气，最后全都烂在了柜子里。
我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又放回铁柜。然后拿起那半瓶汽水，拧开瓶盖。
里面的液体早就干了，什么也倒不出来。
我对着瓶口，轻轻说了句：“爸，她等过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