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四十七分，我坐在回龙观方向的地铁末班车上，车厢里只剩三个人。一个穿灰色工装外套的中年男人瘫在斜对面的长椅上，头靠着玻璃窗，呼噜声像生锈的锯子在拉铁皮。另一个是保洁阿姨，推着拖把桶从车厢那头慢慢挪过来，桶里水晃荡的声音在空旷的车厢里显得格外响。
我靠在车门旁边的座位上，手机屏幕亮着，刚刷完最后一条工作消息。今天加班到凌晨两点，甲方终于通过了那个改了十一版的活动方案。组长在群里发了五十块钱红包，我抢到三块六毛二。点开红包的时候，旁边那个阿姨正蹲下去捡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，她膝盖弯下去的时候能听到关节咔嚓响了一声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我以为是群里又有人发红包，低头一看，屏幕上跳出来一个名字——我爸。
那个名字已经五年没在我手机屏幕上出现过了。最后一次通话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，他妈生日那天。我在出租屋里煮了一包泡面，他妈在电话那头骂了我四十分钟，最后说以后不要打电话了。我挂了电话，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后来换了手机，换了号，但我从来没想过把那个号码记住。可此刻那个名字跳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居然还记得那十一位数字。
我没接。
电话响了十二声，停了。车厢里的呼噜声还在继续，保洁阿姨已经从这头拖到了那头，拖把桶的水换了一遍，又晃荡着回来。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看了我一眼，大概是因为我拿着手机的手在发抖。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，屏幕朝下，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个名字压下去。
但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年在老家县城火车站的画面。他妈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六个煮鸡蛋和一瓶矿泉水，塞到我手里的时候塑料袋勒得她手指发白。她说了很多话，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——你爸让我告诉你，到了北京记得报平安。我没回话，拎着塑料袋转身上了车。鸡蛋在塑料袋里晃来晃去，硌得手心生疼。
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老家。
地铁又过了一站，醉酒的中年男人迷迷糊糊醒了一下，翻了个身继续睡。保洁阿姨坐在他对面的位置上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像是累极了，头一点一点往下垂。我侧过头去看窗外，隧道里的灯一根一根往后退，速度越来越慢，最后彻底停下来。终点站到了。
广播里女声报着站名，车厢门打开的时候冷风灌进来。我站起来往外走，路过那个中年男人的时候他还在睡，保洁阿姨推了推他的肩膀，用很轻的声音说，到站了，该下车了。他咕哝了一句什么，慢慢坐直了身子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。
我走出车厢，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一条短信。我点开，是我爸发来的：你妈住院了，胰腺癌，晚期。
站台上的灯白得刺眼，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直到屏幕自动锁屏暗下去。电梯已经停了，我走楼梯出站。台阶一共四十八级，我数着下去的。走到最后一阶的时候，我蹲下来，把脸埋进手臂里。
保洁阿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姑娘，你没事吧？
我抬起头，冲她摇了摇头，说没事。她看了我一会儿，没再说话，推着拖把桶慢慢走远了。
凌晨三点十五分，我站在地铁口外面的马路上，手机攥在手心里，屏幕上还亮着那条短信。我翻出通讯录，找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发小，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很久，没人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