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箱最下层那盒喜糖，我吃了三年。
是那种红色铁盒，巴掌大，上面印着烫金的“囍”字，边角已经磕掉漆了。里面的糖早就硬得像石子，每一颗都黏在包装纸上，撕开的时候会带下一层纸屑。可我还是隔三差五打开，剥一颗含进嘴里。
林屿走的那天，把钥匙放在玄关鞋柜上，轻轻说了一句“我走了”。我正蹲在厨房剥虾，手上的水没擦干，追出去的时候电梯门正合上，他的脸在门缝里一闪而过。我喊了一声，电梯已经下去了。
之后三年，我换了三份工作，搬了一次家，把客厅的窗帘从灰色换成米白色。但冰箱最下层那盒喜糖始终跟着我，从一个冰箱到另一个冰箱。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打开冰箱找饮料，总会问一句“这糖还能吃？”我说能，就是有点硬。她们笑我抠门，一盒糖吃三年。
我没解释。
林屿是甜品师。我们结婚那年，他亲手做了两百多份喜糖，每一颗都是自己调的比例，用锡纸包成小兔子形状。后来他工作的甜品店倒闭，他开始失眠，整夜整夜坐在客厅剥核桃。我问他剥核桃干什么，他说做核桃酥。可那些核桃仁最后都进了垃圾桶，他说味道不对。
离婚协议是他拟的，打印在A4纸上，没有请律师。财产分割那栏他写“无”，抚养费那栏也写“无”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“你值得更好的”。我当时气笑了，把协议摔在他脸上，说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伟大”。他没说话，捡起协议，把皱掉的地方抚平，重新放在桌上。
签完字那天晚上，他做了最后一顿饭。糖醋排骨，清炒时蔬，一碗冬瓜汤。吃饭的时候谁都没说话，电视开着，在播一档美食节目，主持人在介绍如何熬制焦糖。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然后低头扒饭。
他走之后三个月，我打开那盒喜糖，发现里面有一颗包装纸的颜色和其他不一样。不是他惯用的淡金色锡纸，是暗红色的，折角也不整齐。我拆开看，里面是张纸条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四个字：
“冰箱夹层。”
我拉开冰箱最下层的抽屉，夹层里有一个密封袋，里面装着另一张纸条，还有一把钥匙。纸条上写着：
“如果有一天你想找我，就去‘寻味’。”
寻味是他离开之前最后待过的烘焙教室，在城南老巷子里。我查过，那地方半年前就关了，卷帘门上贴着招租广告。
但我还是去了。
巷子里很安静，卷帘门半拉着，旁边墙上用粉笔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：“下午三点开。”我看了一眼手表，两点四十五。
我站在门口等，把手机屏幕按亮又按灭。巷口有只橘猫蹲在垃圾桶上舔爪子，远处传来电瓶车的喇叭声。到三点整的时候，卷帘门从里面被推上去，吱呀一声响。
门后面站着一个穿白色围裙的男人，头发比三年前长了一些，瘦了一些。他看见我，手里的面粉袋差点掉在地上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
我没说话。他把面粉袋放好，拍了拍手上的粉，侧身让出一条路。“进来坐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刚烤好一炉核桃酥。”
我跟着他走进去。操作台上摆着几排烤盘，核桃酥的香气浓得几乎能把人推倒。他递给我一块，还烫手。
我咬了一口。
酥皮在嘴里化开，核桃的苦味被糖中和得刚好。不是他以前做的那种味道。以前的核桃酥他总嫌不够甜，加三遍糖还是觉得淡。现在这一块，甜味刚好停在某个点，再多吃一口都不会腻。
“好吃。”我说。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容跟三年前不太一样，眼睛里有光，不是那种硬撑出来的平静。
“我调了配方，”他说，“换了两种糖，比例重新算过。”
我坐在操作台旁边的高脚凳上，看他给下一炉整形。他的动作比从前快了很多，也稳了很多。压模的时候不用再拿尺子量，随手一按就是均匀的厚度。
烤箱定时器响了，他戴上手套去拉烤盘。转身的时候围裙带子松了，我下意识伸手去帮他系。指尖碰到他后背的瞬间，他僵住了。
我也僵住了。
那件白色围裙的后腰位置，有一小片洗不掉的油渍，形状像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。是我刚结婚那年，他做蛋糕时我故意蹭上去的。
“你还留着这件围裙？”我收回手。
他背对着我，声音有点闷：“嗯，就这一件穿习惯了。”
烤箱的热气扑面而来，核桃酥的香味又浓了一分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指尖还残留着面粉的触感，细白的，像那年婚礼上飘落的纸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