末班地铁还有三分钟到站，我靠在月台的立柱上刷手机。屏幕上的时间跳成23:47，头顶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，像某种慢性病。
车厢里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人。我习惯性地走到第三节车厢的连接处——那里离车门最近，换乘时能省下几十秒。
一个穿灰色工作服的男人靠在门边，帆布包搁在脚边，拉链没拉严，露出半截扳手。我下意识往右边挪了半步，余光扫过他的脸。
那张脸我认识。
他叫周磊，三年前坐在我工位斜对面，负责系统运维。我们不算熟，但每天中午会一起下楼买咖啡，他总喝美式，不加糖。
后来他走了。不是离职，是消失。某天早上他的工位被清空，HR在群里发了一条简短的通知，连告别会都没有。
我听说他父亲查出了癌症晚期。也有人说他欠了网贷。但没人真的知道。
现在他站在我面前，比三年前瘦了整整一圈。颧骨凸出来，眼窝陷下去，下巴上有一道没刮干净的疤。工作服左胸口印着“恒通物业”，号码是047。
他看见了我，愣了两秒，然后笑了一下。
“好久不见。”他说。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“好久不见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地铁启动了，车身晃了一下，他扶住头顶的拉环。帆布包滑到地上，他弯腰去捡，我注意到他右手食指和中指上缠着医用胶带，边缘泛黄。
“还在那家公司？”他问。
“换了两年了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”
他没回答。地铁报站：下一站，白石桥南。
“你走那会儿，”我斟酌着开口，“大家都很突然。老李说你家有事……”
“都过去了。”他打断我，语气很平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车厢里安静了几秒。对面座位上一个戴耳机的姑娘在哭，无声的那种，眼泪一颗一颗砸在手机屏幕上。
“其实那天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我回公司拿东西，看见你桌上那封信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三年前那个周五，我确实写过一封辞职信。没交，锁在抽屉里了。后来那封信被我撕碎扔进垃圾桶。
“我以为你也要走。”他继续说，眼睛盯着地面，“本来想跟你说句话，但看你跟总监在谈话，我就走了。”
地铁减速了。他弯腰拎起帆布包，拍了拍上面的灰。
“你后来，”我追上一步，“过得好吗？”
他没回头。车门打开的瞬间，他侧过半个身子，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人：
“我爸去年走了。我老婆跟人跑了。欠的钱还清了。现在挺好。”
他下了车。车门关上。
我站在原地，透过玻璃看见他走过通道，拐角消失了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我妈发来一条微信：周末回来吃饭吗？我看了很久，没回。
列车继续往前开，那个戴耳机的姑娘还在哭。我忽然很想告诉她，三年前我也写过一封没交出去的辞职信，后来被我撕碎了。
但我什么都没说。
有些话一旦过了时候，就再也没法说出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