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之后我有个习惯。
加班晚了就绕路去那家全家。
不是每次都买关东煮。有时候就进去晃一圈，看看收银台。
那个不爱说话的小姑娘还在。
有回她值夜班，看见我，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纸巾放台面上。
没说话。
我愣了一下，拿起来。还是那种皱巴巴的包装。
“你囤了多少？”我问。
她终于笑了，指了指收银机旁边的小筐。
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六包纸巾。
“给哭的人准备的。”她说。
卧槽。
我鼻子突然有点酸。
“你见过多少？”
“每周至少两三个吧。”她低头扫条码，“有男有女，都挑半夜来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突然抬头看我一眼：“你是第一个还会回来的。”
这话让我愣在当场。
什么意思？
后来我蹲在门口台阶上吃萝卜，想明白了。
那些哭过的人，大概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。
就像我当初换工作一样。
可我还是回来了。
不是犯贱。是觉得这地方有种奇怪的安心感。
路灯还是那盏路灯。台阶还是那个台阶。
连关东煮的味道都没变。
吃到一半，手机响了。
是前同事小周。
“你猜怎么着？”她声音压得很低，“那个领导，上周被调走了。”
“啊？”
“听说被大客户投诉了，骂人骂太狠，人家直接找副总。”
我咬了口鱼豆腐，嚼了两下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新领导来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开会说——‘我骂方案，不骂人。’”
我差点被汤呛到。
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？
“你笑什么？”小周问。
“没事。”我擦了擦嘴，“那你们现在怎么样？”
“挺好的，就是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有时候加班到半夜，路过你以前蹲过的台阶，会想起你。”
操。
我仰头看路灯，光晕晃得眼睛发涩。
“行了，挂了。”
“哎等等，”她叫住我，“你那个位置还空着，新来的小姑娘坐那儿，也被骂哭过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她下班也去全家买关东煮。”
我沉默了几秒。
“她蹲在门口吃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给她递纸巾？”
小周笑了：“我不知道，但第二天她桌上多了一包皱巴巴的纸巾。”
“谁放的？”
“没人承认。”
我也笑了。
挂掉电话，我把最后一口汤喝完。
站起来准备走，看见台阶另一边蹲着个穿校服的女生。
没穿工牌，背着书包，手里攥着一串鱼豆腐。
眼眶红的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从兜里掏出那包纸巾——收银小姑娘刚给的。
递过去。
她抬头看我。
“吃吧，”我说，“吃饱了就不难过了。”
她没接，盯着我看了半天。
“你是那个……”她声音有点哑，“你是不是前阵子也蹲这儿哭过？”
我愣住了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收银姐姐说的，”她指了指店里，“她说有个姐姐每周都来，专门给人递纸巾。”
我嘴巴张了张，没说出话来。
她接过纸巾，擦了擦眼睛，低头咬了一口鱼豆腐。
“谢谢姐。”
“没事。”
我蹲回原来的位置，跟她隔了一个人的距离。
路灯黄黄的，马路上偶尔过一辆车。
“你多大？”我问。
“十六。”
“高中生？”
“嗯。”她又咬了一口，“考试没考好，不敢回家。”
“考了多少？”
“数学四十二。”
我差点笑出声，忍住了。
“我高中考过三十八。”
她扭头看我，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后来复读了一年，考上了。”
她没说话，低头把鱼豆腐吃完，把签子扔进垃圾桶。
站起来，拍了拍校服。
“姐，那包纸巾我能留着吗？”
我点点头。
她攥着纸巾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。
“你明天还来吗？”
“不一定。”
“那我要是还难过，就来这儿蹲着。”
我笑了笑。
“行。”
她走了，背影消失在路灯尽头。
我蹲在原地，又坐了一会儿。
收银小姑娘走出来，递了杯热水给我。
“你也是够离谱的，”她说，“都快成这儿固定风景了。”
“搞毛啊，”我接过来，“我就来吃个关东煮。”
她笑了笑，转身回去了。
我捧着热水，看着那包纸巾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，从大姐传到我，从我传到那个女孩，又从那个女孩传到穿校服的女生。
离谱。
但又挺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