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塔下那个修鞋摊，我总在黄昏路过。老周头戴着老花镜，手里的锥子扎透鞋底，线拉得吱吱响。他不看人，光听脚步就知道谁来取鞋。
那天我拎着一双断跟的皮鞋过去。他抬头瞄了我一眼，“又坏了？这鞋底薄，走不了石子路。”我没说话，把鞋搁在他脚边的工具箱上。工具箱木头的，边角磨得发亮，上面搁着半瓶凉茶和一台小收音机。收音机正播着评书，单田芳的嗓子沙哑，讲的是隋唐演义。
老周头拿过鞋，用指甲抠了抠断口，“胶粘不牢，得上线。”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卷黑线，线轴缠得紧实，像小城的日子，一圈圈绕不出头。他的手指粗，关节突出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，那是几十年磨出来的。
旁边摊位上卖水果的刘姐喊：“老周，你家小子又打电话来没？”
老周头没应声，锥子扎得更用力了。刘姐不死心：“听说在深圳混得好呢，咋不接你过去享福？”
“不去。”老周头终于开口，声音闷，像从水塔底下传上来的，“城里高楼，我待不惯。”
我蹲在摊边看他修鞋。他一边穿线一边哼评书调子，偶尔停下来，拿布擦擦镜片。镜片起雾，可能因为他老了，也可能因为水塔下的阴凉。
这条街叫东街，街尾有个废弃的水塔，红砖砌的，上面长了青苔。小时候我爬上去过，能看到半边镇子。现在水塔锁了门，铁链生了锈。街还是那条街，但店铺换了好几茬。卖包子的老黄改行卖奶茶了，理发店老板娘嫁去了县城，只有老周头的修鞋摊还在原地。
“你这鞋要不要加个后掌？”他问我。
我说行。他就从木箱里翻出一块胶皮，拿刀削成鞋后跟的形状。刀快，削下的胶皮薄如纸，卷起来扔进铁皮桶。铁皮桶里堆着碎皮、断线、旧鞋垫，都是他二十年的积攒。
有个女人走过来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。她三十出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头发随便扎着。她打开塑料袋，拿出一只平底布鞋，鞋面和鞋底分了家。
“师傅，这鞋能修吗？”她声音小，像怕吵到谁。
老周头看了一眼，“能，得等一会儿。”
女人就在旁边站着，也不催。我看她站的位置，恰好不挡光，也不挡风。她大概常来，知道老周头的规矩。
收音机换了台，播一首老歌。老周头跟着哼，调子不准，但很自在。他修好我的鞋，又修女人的布鞋，中间歇了两次，喝了半瓶凉茶。
“好了。”他把鞋递过去。女人接过来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嘴角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却没说。她付了钱，五块，零钱从裤兜里掏出来，皱巴巴的。
等她走了，刘姐又开口：“那是老陈家的闺女吧？嫁到城南那个。”
“嗯。”老周头应了一声。
“听说她男人赌钱，日子不好过。”
老周头没接话，低头收拾工具。他把锥子插进木柄，线卷放进抽屉，凉茶瓶拧紧盖子。收音机里评书正说到高潮，秦琼卖马，英雄落魄。
我提着修好的鞋站起来，天快黑了。老周头摘了老花镜，揉揉眼睛。水塔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罩住了半个摊位。
“明天还来吗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我愣了一下。他说：“你那双皮鞋，后掌加好了，走石子路也不怕。”
我说好，明天来拿。
走出几步回头，老周头正在收摊。他把收音机夹在腋下，工具箱扛在肩上，背影佝偻，像水塔上那棵歪脖子树。
刘姐在收水果，把没卖完的香蕉装进纸箱。街上人少了，路灯亮了，昏黄的，照得水塔像个沉默的巨人。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老周头还年轻，能一口气修三双鞋不歇气。他儿子坐在摊边写作业，铅笔头短得握不住，老周头就用修鞋的线给他绑上。后来他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去了深圳，再没回来过。
这个黄昏，水塔下的修鞋摊像一根钉子，钉在小城东街的时光里。而有些东西，鞋修好了也走不了回头路，比如老周头的老，比如那个女人的沉默，比如我手里这双鞋，后掌加了，但鞋面已经磨得发亮。
明天我还会来。不是因为鞋，是因为我想知道，老周头的收音机明天会播哪一段评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