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早上拎着红塔山过去的时候，老周头已经在摊上了。
收音机没开。他低着头，手里攥着那双破鞋——昨天白衬衫女人的鞋。
“烟。”我把红塔山搁工具箱上。
他没动。
“老周？”
他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
“那女人死了。”他说。
我愣住。
“啥？”
“派出所早上打电话来。”老周头声音抖，“她昨晚跳了水塔。”
我脑子嗡了一下。
水塔。就那个废弃的水塔。铁链锁着的。
“怎么上去的？”
“不晓得。”老周头站起来，腿有点软，“他们说，她跳之前，去了一趟我家。”
“你家？”
“嗯。”他指了指东街尽头，“我住水塔旁边那间平房。”
我点了一根烟，手也在抖。
“她留了封信。”老周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“塞我门缝里的。”
他递给我。
信封没封口。我抽出来，纸上只有几行字，歪歪扭扭的：
“周师傅，鞋我拿走了。谢谢你。我男人说，我要是敢离婚，就弄死我。我不想连累你。水塔上风大，但能看见整个镇子。我小时候常爬上去。再见。”
我手捏着纸，指节发白。
“卧槽。”我骂了一句，“你昨天不是把鞋扔了吗？”
“我又捡回来了。”老周头说，“半夜我去翻垃圾桶，觉得不对劲。”
他坐下来，从工具箱里摸出那包红塔山，拆开，点了一根。
“我婆娘走的那天，”他抽了一口，烟从鼻子里喷出来，“也留了封信。说去南方，说对不起。我追到车站，没追上。”
“二十年了。”他继续说，“我一直在想，她要是那天没走，会不会也跳了水塔。”
我没说话。
风从水塔那边刮过来，冷得刺骨。
“老周，你儿子呢？他知道这事不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老周头把烟掐灭，“他今年不回来了。说项目忙。”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
“我去派出所一趟。”他说，“你帮我看摊。”
“行。”
他走了两步，又回头。
“那鞋……你帮我收好。”
“嗯。”
我看着他背影走远，佝偻着，像一把撑了太久的旧伞。
水塔上的青苔又厚了。
我蹲下来，捡起那双鞋。鞋底有个洞，补过的。针脚粗，是老周的手艺。
她把鞋拿走了。
但鞋还在。
不是吧。
我掏出手机，翻到派出所的电话。
响了三声，有人接。
“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昨晚跳水塔那个女的——她男人呢？”
“拘留了。”对面说，“家暴致人自杀，我们正在调查。”
“她男人叫什么？”
“姓王。”
“住哪？”
“东街菜市场后面，那个麻将馆楼上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老周头还没走远。我喊他：“老周！”
他回头。
“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？住菜市场后面，开麻将馆的。”
老周头脸色变了。
“认识。”他说，“那是我儿子的同学。”
我手里的烟掉在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