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十七分，值班室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，像一只困倦的蜜蜂。我盯着监控屏幕，画面里停车场空荡荡的，只有风偶尔掀起地上的落叶。
桌上泡面的热气已经散尽，面条涨得发白。我拿起筷子搅了搅，还是吃了一口。咸味在舌尖化开，带着点塑料碗的腥气。窗外的路灯把柏油路面照出一层惨白的光，远处有辆出租车缓缓驶过，尾灯在夜色里拉出一道红痕。
门被敲响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同事老周。他总说夜班无聊，会溜达到我这蹭根烟。我头也没抬：“门没锁。”
进来的不是老周。是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，戴着口罩，帽檐压得很低。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搁在桌上，没说话，转身就走了。我喊了一声“喂”，脚步声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信封上没贴邮票，没写地址，只画了两条波浪线。我拆开的时候，手指碰到里面的纸，触感有点粗糙。是一张横线信纸，折了三折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像是不常写字的人费力写下的。
“你上次来我家修水管，在我桌上放了一包烟。我一直没还你。”
就这么一行。没有落款，没有日期。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修水管？我什么时候帮人修过水管？我在这厂里守了三年夜班，白天睡觉，晚上看监控，唯一的技能就是泡面和认车牌。
但那个信封的触感，那种粗糙的纸，让我想起一些事。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写信，也是用这种信纸。她字写得很小，总是挤在格子中间，说省纸。后来她走了，那些信我锁在抽屉里，再没翻开过。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老周发来的消息：“今晚食堂有宵夜，留了一份炒粉在微波炉里。”
我回了个“收到”，把信纸重新折好，塞回信封。灯光下，那两条波浪线像水纹，又像什么记号。我把它放进抽屉，和值班记录本放在一起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站在窗前，看路灯一盏盏熄灭。远处的高架桥上，车流渐渐多起来。那个戴口罩的男人，我大概再也见不到了。但那张纸还在抽屉里，像一根刺，扎在某个快要忘记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