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盯着那根卷发看了很久。
栗色的，卷曲。跟梳子上的一模一样。
你逗我呢。
我蹲下去，拿指甲抠了抠。嵌得很紧，像长在地砖缝里似的。不知道是哪个保洁拖地时漏掉的，还是她站在那儿梳头时掉下来的。
周姐那天站在茶水间门口，手里握着那把梳子，肩膀绷得比钢筋还直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她每天都会来茶水间。
不是泡咖啡，不是喝水。是站着。
站一会儿，然后走。
保洁阿姨说，有次半夜她撞见周姐蹲在垃圾桶旁边，捡起一团纸巾展开来看，看完又揉成一团扔回去。
阿姨以为她精神出了问题。
我没说话。
因为那张纸巾我见过。上面写着“没关系，我都习惯了”。
离谱。
一个在人事部干了六年的人，要走了，连哭都不敢在工位上哭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门半开着。
周姐在里面。
她背对着门，手撑着台面，低着头。旁边放着一杯咖啡，冒着热气。
我没进去。
但她在镜子里看见我了。
“小陈。”她声音有点哑，“进来吧。”
我硬着头皮走进去。
她转身给我也泡了一杯。递过来的时候，手抖得像筛糠。
杯子差点滑出去。
我接住了。
“周姐，”我说，“你手怎么这么凉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低头看自己的手。
“没事，”她说，“空调吹的。”
空调。
现在是十一月，公司还没开暖气。但茶水间没窗户，根本不冷。
我喝了一口咖啡。
苦的。没加糖。
她突然说：“那把梳子，你捡到了吧。”
不是问句。
我端着杯子的手顿住了。
“我看到了，”她说，“那天你从茶水间出来，兜里露出梳子柄。”
我张了张嘴。
“不用还我，”她笑了笑，笑得很用力，“反正我也用不着了。”
然后她端起自己的咖啡，仰头喝完，把纸杯捏扁，扔进垃圾桶。
动作干脆得像在撕一份合同。
她走出茶水间的时候，我喊了一声：“周姐。”
她停下来，没回头。
“那根断齿，”我说，“我帮你修好了。”
她肩膀颤了一下。
很久，很久，她才说了一句话。
声音小得像从地缝里挤出来的。
“谢谢。”
然后她走了。
我站在原地，手里的咖啡凉透了。
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十一点。走的时候，路过周姐的工位。
她的电脑屏幕还亮着。
屏幕上是一封写了一半的辞职信。
光标停在最后一行。
上面写着：“我习惯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