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走后的第三年，我搬回老房子住。厨房的冰箱还在，乳白色的漆面泛着黄，像旧照片的底色。门把手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便签纸，字迹被油渍洇得模糊，只留下一个日期：2019年3月12日。
那天是我生日。她大概写了句“生日快乐”，又或者是一串菜名。我撕不下来，纸张和铁皮黏得太牢，像长在骨头上。
我打开冰箱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半瓶老干妈和一包发霉的榨菜。冷冻层塞满了我去年买的速冻水饺，袋子上结着厚厚的霜。我忽然想起她走之前那个冬天，冰箱里永远有剁好的肉馅和手擀的饺子皮。她站在灶台边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你爸要是回来，让他把阳台上的衣服收了。”
我爸没回来。那件衬衫在阳台上挂了三天，被雨淋透，又被太阳晒干，皱得像一团揉过的草稿纸。我替他收了，叠好放进衣柜。第二天，衣柜里那格空了一大半——他搬走了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走的那天晚上，她在冰箱上贴了一张便利贴。蓝色的便签纸，被她用马克笔写得满满当当，压在冰箱贴下面。冰箱贴是只裂了口的陶瓷猫，她在地摊上买的，五块钱两个。
便利贴上写着：“菜在锅里，饭在电饭煲。你爸走了，别找他。冰箱里有冻好的馄饨，自己煮。我出去几天，别打电话。”
没有署名，没有日期。我煮了那锅馄饨，汤很咸，馅很腻。吃完才发现碗底沉着张字条，被水泡烂了，只剩下几个字：“…记得买酱油。”
那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嘱咐。我到现在都没买过酱油，家里的调料盒里只有盐和醋，像我们之间的关系——简单，却少了点什么。
上个月整理书房，我从一本旧辞典里翻出个牛皮纸信封，鼓鼓的，封口没粘。里面是十几张便利贴，全是她的字迹。最早的一张是2017年：“小宇，冰箱里有切好的西瓜，别忘了吃。”最晚的一张是2019年2月：“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”
每一张都很短，短的像一场没说完的话。我一张张摊在桌上，按日期排好，发现中间断了一个月——2018年8月到9月，一张都没有。那个月我在住院，急性阑尾炎，她陪了三天，然后说公司有急事，要走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看她拎着包走出病房，背影瘦得像片纸。
后来听邻居说，那几天她没去公司，而是回了老家，处理外公的丧事。她没告诉我，大概怕我担心。或者，她只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哭。
我把那些便利贴收进信封，塞回辞典里，塞得很深。辞典是我爸留下的，扉页上有他的签名，和一行小字：“1995年购于新华书店。”那时候他还年轻，字迹端正，像对未来很有把握的样子。
现在他住在城市另一头，偶尔打电话，说几句天气和血压。上次通话是三个月前，他问：“你妈那些东西还在吗？”我说在。他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扔了吧，留着也没用。”
我没扔。我把那个信封放进铁盒里，铁盒是妈妈以前装针线的，上面画着朵褪色的牡丹花。我把铁盒塞进衣柜最底层，压在一床旧棉被下面。
昨晚下了场雨，阳台上的衣服又没收。我站在窗前看雨，忽然想起那张蓝色便签纸。它还在冰箱门上，黏得死死的，像一道疤。
我试着撕了撕，纸碎了，但胶还留着，抠不掉。我拿来湿毛巾敷了一会，又用指甲刮了刮，最后只刮下一层发黄的胶痕。
那张便利贴到底写了什么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
但我知道，她一定还欠我一封信。一封写满字，贴好邮票，却永远寄不出去的信。
就像我写给她的那些话，写在日记本上，写在手机备忘录里，写在深夜失眠时的枕头上——从来没有寄出去过。
今晚我又写了。写在一张皱巴巴的便利贴上，贴在冰箱门原来的位置。
“妈，我学会包馄饨了。馅里放了虾仁，跟你做的一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