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十一点，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第14版PPT，只觉得眼眶发酸。办公室空调已经停了，只剩下主机风扇嗡嗡地转。整层楼就剩我一个人，连保洁阿姨都走了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胃里空荡荡的，饿得有点发慌。翻开外卖软件，附近店铺不是休息就是起送价高得离谱。我叹了口气，决定下楼碰碰运气。
北京的冬夜冷得扎骨头。我裹紧羽绒服，站在写字楼门口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。街对面有个煎饼摊，冒着白腾腾的热气，一个穿军大衣的大叔正低头翻饼。
“来一个。”我走过去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
大叔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利落地舀面糊、摊平、磕鸡蛋。煎饼在铁板上滋滋响，香气钻进鼻子里，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“多放辣。”我说。
他点点头，撒了一把香菜。煎饼递过来时，他忽然开口：“姑娘，别太拼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接过煎饼没接话。咬了一口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可能是辣的吧。我蹲在马路牙子上，一边吃一边哭，煎饼咸得发苦。
大叔没问我怎么了，只是又递过来一杯豆浆。塑料袋里装着糖包，他说：“加了糖，暖胃。”
我吸了吸鼻子，说谢谢。他摆摆手，退回推车后面。
后来我几乎每天都去那个摊子。大叔姓李，山东人，来北京十六年了。他说自己以前在工地干活，后来腰不行了，就出来摆摊。他儿子在老家读高中，成绩不错。
“我妈呢？”有一次我随口问。
李叔翻饼的手顿了顿，铁板上的煎饼糊了一小块。他拿铲子刮掉，说：“走了好几年了。”
我没再追问。但那个晚上，我看见他把手机屏保换成了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女人笑得很温柔。
我忽然懂了什么。
那天加班到凌晨一点，我下楼时李叔正要收摊。我帮他收拾东西，他忽然说：“明天我就不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些慌。
“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我回老家陪他。”他笑了笑，皱纹挤在一起，“这摊子，有人接了。”
“谁？”
他指了指远处路灯下——一个瘦高的背影，正推着一辆新的煎饼车走过来。
“我侄子。”李叔说，“他比我能干，做的煎饼酱料是秘方。”
我看向那个身影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那人走近了，摘下口罩，冲我点了点头。
是一张和李叔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。
可李叔明明说过，他妻子走了好几年，儿子在老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