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爸上个月来上海看我，带了一袋子他厂里发的月饼。我租的房子在闵行，隔断间，他站在门口愣了几秒。
“一个月多少钱？”他把月饼搁在洗衣机上，没坐。
“三千五。”我说。
他没接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三千五，他当年在县化肥厂当班长，月工资加奖金还不到一千块，但那是九十年代初，能分一套五十平的筒子楼。
我加班到晚上十点，他就在楼下花坛边坐着，抽了两包烟。
“你们这叫什么上班？”吃饭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，“我在厂里三班倒，八小时不停手，你坐那对着电脑一天，回来还累得跟狗似的。”
我说现在都这样，公司要的是结果，不是你坐在那的时间。他哼了一声：“结果？你一个月拿三千五，我在厂里当班长那会，带十八个人，三台反应釜，从来没出过事故。”
我没告诉他，我上个月因为没及时回客户微信被主管说了三次。也没告诉他，我试过下班后写公众号，写了两个月，阅读量没破百。
“你那个工厂现在还在吗？”我问。
他筷子顿了一下：“早关了。零八年的事，说关就关。”
我等着他说后面的话，他没有。低头扒饭，扒了很久。
我知道那个工厂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东西。他带出来的徒弟，现在有的在省城开了饭店，有的跑长途货运，还有的去了南方电子厂。他每年过年还会给以前的车间主任打电话，虽然人家早就不记得他了。
“爸，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”
他放下筷子，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很奇怪，不像失望，也不像心疼，更像是在打量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这是他第一次说不知道。以前不管我问什么，他都有答案。
第二天他走了，坐绿皮火车回去的，说高铁太贵。送他进站的时候，他回头说了句：“别学我，一辈子就干一件事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主管发来的消息：上周的方案客户不满意，周一重新改。
我忽然很想告诉他，我其实连一件事都还没干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