桥头的红糖馒头摊是外婆的。
我妈说，她疯了。六十多岁的人了，非要学人家做生意。镇政府对面那条街，全是卖衣服和奶茶的，她非要摆个蒸笼，蒸那几笼红糖馒头。
我端着日记本蹲在摊位旁边，看她把面团揉得发亮。她的手背青筋暴起，指节粗得像老树根，可揉面的动作很轻，像在摸小孩的脸。
“你妈又骂我了？”外婆头也不抬。
“没骂，”我说，“就说你闲得慌。”
她笑了一声，把面团揪成小剂子，每个大小差不多，摆在蒸笼里像列队的士兵。红糖是从乡下收来的，黑红色，掰开能闻到一股焦香。
“你妈小时候最爱吃这个，”外婆说，“那时候穷，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。”
我妈现在不吃红糖馒头了。她说那东西糖分高，吃了胖。
摊子摆了三个月，生意一直不好。镇上的小孩都去街那头的面包店买肉松包，谁会停下来看一个老太太蒸馒头？偶尔有几个老人来买，一块钱两个，外婆还要多塞一个。
“你亏本了。”我说。
“亏不了，”她把蒸笼盖好，“人活着总要有点事做。”
那天下午下了一场暴雨。我躲进旁边的电话亭，看外婆一个人站在雨里，用塑料布盖蒸笼。她没带伞，衣服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瘦得能看见肋骨的形状。
我跑过去帮她，她推开我：“你进去，别淋感冒了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我老了，淋一下没事。”
她的头发贴在脸上，白得像雪。嘴唇发紫，还在笑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她已经查出肺癌了。我妈不让她摆摊，她说闲着更难受。
“你外婆糊涂了，”我妈在电话里跟姨妈说，“一辈子没享过福，临了还要受这个罪。”
我端着日记本坐在房间里，外面是镇上的黄昏。远处的山黑黢黢的，炊烟从屋顶升起来，空气里有烧柴的味道。
外婆没告诉我她生病的事。她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发面，六点钟推着三轮车出门。我起床的时候，她已经蒸好了两笼馒头，用纱布盖着，放在桌上。
“给你妈留的，”她说，“她早上不吃东西胃疼。”
我妈从来没吃过。
有一回我偷偷拿了一个，咬了一口，红糖流出来，烫得我舌头起泡。面发得很好，软软的，甜味不浓，刚好。
外婆坐在旁边看我吃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“好吃吗？”
“好吃。”
“那以后天天给你做。”
我点点头，把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，在上面写：外婆的红糖馒头，比外面卖的都好吃。
那年冬天，外婆走了。
走之前三天，她还在桥头摆摊。那天特别冷，风从河上刮过来，吹得蒸笼盖啪啪响。她站在摊子后面，缩着脖子，手揣在袖子里。
我去找她吃午饭，她说不饿。
“你吃吧，”她递给我两个馒头，“我给你留了最好的。”
馒头还是热的，红糖味很浓。我站在风里吃完，她看着我，眼神很安静。
“你以后要好好读书，”她说，“别像外婆一样，一辈子窝在这个镇上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”我问。
她没回答，只是看着河对岸的山。
后来我妈告诉我，外婆年轻的时候其实去过大城市。她在一个厂里打工，干了三年，攒了些钱，本来可以留在那边。后来我外公生病了，她就回来了。
“你外婆一辈子都想着出去，”我妈说，“但她从来没走出去过。”
我拿着日记本，翻到最后一页。上面写着：外婆的手，比馒头还白。
那是她去世后第三天，我写的。
写完我就哭了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。也许是因为那天下午的暴雨，也许是因为她站在风里的样子，也许是因为我再也吃不到那个红糖馒头了。
我妈把摊子收了。蒸笼放在阳台上，落了一层灰。
有一天我放学回来，看见我妈在厨房揉面。她学着外婆的样子，把面团揪成小剂子，放在蒸笼里。
她做出来的馒头硬邦邦的，红糖全都漏出来了。
“不好吃，”她说，“算了。”
我说：“挺好的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睛红了。
那天晚上我翻出日记本，在最前面写了一行字：外婆，对不起，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再见。
桥头的摊子再也没有摆起来。那个位置现在停了一辆面包车，卖水果的。有时候我路过，会停下来看一会儿，好像还能闻到红糖的味道。
但什么都没有。
只有风从河上刮过来，和那天一样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