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收发室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。我盯着墙上那面钟，秒针每跳一下，就感觉时间又沉了一分。
这是我在物流园值夜班的第三年。白天这里是货车的海洋，到了深夜，只剩下我和这个二十平米的铁皮房。桌上摆着三台监控显示器，十二个画面轮番切换，全是空荡荡的仓库和停车场。
我泡了杯速溶咖啡，撕开包装时发现是最后一包。明天得记得去超市买，我在心里记了一笔。翻到抽屉最里层，摸出那本磨破边的工作日志，翻到昨天那页，用圆珠笔写下：3月17日，凌晨，无异常。
“叮——”
座机响了。这破电话除了内部查岗，几乎没人打。我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是个陌生号码，开头是0731，长沙的区号。
“喂？”
那边沉默了几秒，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传过来：“请问，是XX物流园吗？”
“对，有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找一个人，他叫周建国。”
我手里的笔顿住了。周建国——我爸的名字。
“他以前在这上班，大概十年前。”女人继续说，“我是他老家的邻居，他老婆让我帮忙找。”
我盯着桌面上那个掉漆的保温杯，里面泡着隔夜的茶。十年前，我爸确实在这干过，装卸工，专门搬冰箱和洗衣机。后来腰伤了，回了老家，再没出来过。
“他不在。”我说，“早不干了。”
“那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他老婆说好久没联系上他了。”
我握着话筒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我妈从来没找过他。他们分居二十年，连过年都不见面。
“不知道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盯着监控屏幕发呆。画面里，一辆货车缓缓驶进大门，灯光扫过围墙上的告示栏。那上面贴着一张纸，已经褪色发白，是十年前的值班表，我爸的名字还在上面。
我起身走到窗前。外面起风了，吹得铁皮房的门哐当作响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房东催租的消息。我看了眼余额，还差八百。
回到桌前，我重新翻开工作日志。在今天的记录下面，我写下一行字：3月17日，凌晨，有人找周建国。
写完又觉得荒唐，拿笔涂掉了。可笔迹透到下一页，怎么都擦不掉。
三点四十五分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我妈。
“你在上班？”她声音很轻，背景里电视开着。
“嗯。”
“下周清明节，你回不回来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刚才那个电话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“看情况吧。”
“你爸的坟，我找人修了修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他什么时候走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