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广州，空气黏得像刚撕开的糖浆。出租屋的窗户关不严，风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带着楼下烧烤摊的油烟味。我坐在床边，电扇吱呀吱呀地转，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。
那天下午四点，天突然暗下来。云压得很低，像是要把整条巷子吞进去。我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滴着水，准备去巷口超市买瓶冰水。走到楼梯口，雨就砸下来了。不是那种温柔的细雨，是那种能让你瞬间湿透的暴雨。
我退回去，站在屋檐下。雨帘子一样挂下来，积水很快漫过台阶。这时我看见一个人跑进来，是个男的，三十来岁，穿着件洗得发白的T恤，浑身湿透。他喘着气，躲到我边上，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。
“你住这楼上？”他问。声音有点沙哑，带着外地口音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我行李箱还在巷口，太重，提不动……”他指了指外面，“能帮我一下吗？就几步路。”
我犹豫了一下。我妈从小教我要小心陌生人，但那会儿雨太大了，他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说好，跟他冲进雨里。行李箱是那种老式的大帆布袋，装得鼓鼓囊囊，两个人才抬上三楼。
他叫老陈，刚从老家来广州找工。行李里是棉被和几件衣服，还有一个塑料袋装着的病历本。他把湿衣服脱了，拧干水，挂在椅背上。我给他倒了杯热水，他说谢谢，然后沉默了很久。
“我老婆在老家住院，”他突然说，“胃癌。我得挣钱。”
我没接话。窗外雷声轰隆，雨打在铁皮棚上，响得像放鞭炮。
“你不容易。”我最后说。
他笑了笑，眼睛看着地板。
雨一直下到晚上八点。他走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我送他到楼下，路灯昏黄，积水还没退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句“保重”，然后拖着行李箱消失在巷子尽头。
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。那个夏天，我也没等到我妈说的那把伞。
很多年后，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暴雨天。想起老陈说的那句“保重”，想起病床上的女人，想起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。我们都没伞，但至少在那个下午，有过一个屋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