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我下楼买早餐。
巷口的肠粉摊排着队，老板娘忙得满头汗。我站那儿等，突然看见一个人蹲在楼梯口。
是老陈。
他抱着那个帆布行李箱，靠着墙，像是睡着了。T恤还是昨天那件，皱巴巴的，领口泛黄。
我走过去，踢了踢他的鞋。
“喂。”
他猛地抬头，眼睛红红的，愣了两秒才认出我。“哦，是你啊。”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灰，有点不好意思。“我昨晚没找到旅馆。”
“你在这儿蹲了一夜？”
“嗯。便宜点的都住满了，贵的住不起。”他笑了笑，那笑比哭还难看。
我看着他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妈的，这年头谁容易？
“上去洗把脸吧。”我说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着我上了楼。
出租屋小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咕咚咕咚喝完，然后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“你老婆……怎么样了？”我问。
“还在住院。昨天打电话，说又吐了。”他声音很轻，“化疗太贵，我想多攒点钱，让她做手术。”
我点了根烟，递给他一支。他摆摆手。
“不会？”
“戒了。她生病后，我就戒了。”
窗外太阳已经升起来，热辣辣的。楼下摩托车喇叭响个不停。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说。
“今天去工地看看。”他站起来，把T恤下摆塞进裤腰里，“昨天谢谢你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小周。”
“小周，我要是找到活了，请你吃饭。”
他走了。我站在窗边，看他穿过巷子，背影瘦得像根竹竿。
那天下午，我下班回来，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张纸条。
是老陈留下的，歪歪扭扭几个字：“工地干了，在白云区。有空来坐。”下面留了个手机号。
我捏着那张纸，看了半天。
卧槽，他还真找着活了。
但我也没当回事。广州这么大，谁知道还能不能碰上。
谁知道呢。
晚上我又想起我妈。她总说，出门在外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可她自己也过得紧巴巴的，从没见她帮过谁。
算了，不想了。
我把纸条扔进抽屉里，关上灯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地板上一片惨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