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我从公司出来，整栋写字楼只剩下保安在打瞌睡。
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街上空荡荡的，只有风声和偶尔驶过的出租车。我裹紧外套，胃里空得发慌，决定去路口的馄饨摊吃一碗。
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围着洗得发白的围裙，锅里冒着热气。他看见我，笑了一下：“姑娘，这么晚才下班啊？”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在塑料凳上坐下。
馄饨端上来的时候，我拿起手机划了划——朋友圈里都是白天的热闹，深夜只剩零星几条。我点开通讯录，翻到“爸爸”那栏，手指顿了顿，还是点了进去。
最后一次通话是三个月前，他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说挺好的，他说那就好。聊了不到两分钟。
馄饨的汤很烫，我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韭菜和肉的香味散开，和记忆里父亲做的馄饨很像。小时候我生病，他就包馄饨给我吃，皮薄馅大，汤里放虾皮和紫菜。我总嫌他放太多胡椒粉，辣得直咳。
他走了两年了。
我低头吃馄饨，眼泪掉进碗里，咸得发苦。老板没说话，又给我端了碗小菜，说是送的。
我想起他最后那条短信：“闺女，爸爸包的馄饨在冰箱冷冻层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热一下就能吃。”我没回，想着周末再打电话。然后周末加班，再然后，是医院打来的电话。
那晚我赶回老家，冰箱里果然还有一袋馄饨，用保鲜袋包得整整齐齐，上面贴了张纸条：“吃之前加点醋，你喜欢的。”
我没舍得扔，冻了半年才吃掉。煮好的时候，汤上面浮着一层油花，我加了很多醋，一口一口吃完，然后坐在厨房哭了很久。
馄饨摊的老板开始收摊了，他把碗筷收进塑料筐里，动作很慢。我结了账，站起来往回走。
街上越来越冷，我掏出手机，又看了看那个号码。我知道再也打不通了，但每次深夜，还是忍不住想拨出去。
走到小区门口，我看到门卫大爷在打盹，收音机里放着老歌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忽然很想吃一碗馄饨，自己包的，放很多胡椒粉的那种。
可我不会包。
我蹲在路边，把脸埋进手掌里。夜风吹过来，带着馄饨摊最后一点热气的余味。我想，明天应该学着包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