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妈走的时候，给我留了一条棉裤。
那是她亲手缝的，针脚粗，棉花厚，裤腰那儿缝了个暗袋，里头塞着五百块钱。那时候五百块钱够我吃一学期食堂。她把棉裤叠好，放在我枕头底下，自己拎着个蛇皮袋走了。我放学回来，屋里空荡荡的，灶台上还有半锅粥，已经凉透了。
那年我十二岁。
我妈不是亲妈。我是她捡来的，村里的说法是“抱养的”。她一辈子没嫁人，就守着我过日子。村里人背地里叫她“老姑娘”，当面倒还算客气，毕竟她给人帮工勤快，谁家红白事都缺不了她。
她走的那天，什么也没说。后来我听邻居说，她去了南方，好像是嫁人了。我不信。她那样的女人，谁会娶？瘦得像根竹竿，脸晒得黑红，一双手裂得全是口子。可事实就是，她走了，再没回来。
我恨过她。恨她把棉裤塞在我枕头底下，恨她连句告别都没有。更恨的是，她走后第三年，镇上通了快递，有人给我寄来一件新棉袄，没有落款。我知道是她。但那件棉袄我一次也没穿，压在箱底，跟那条棉裤放在一起。
后来我考上大学，去了省城。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日子过得不好不坏，偶尔想起她，心里酸一下，然后该干嘛干嘛。
直到上个月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
“你是……李红梅的女儿吗？”对方是个男人，口音很重，像是从很远的乡下打来的。
我愣了一下。李红梅，这个名字我已经很多年没听人提过了。
“她快不行了，”男人说，“肝癌，晚期。她想见你。”
我握着手机，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前，外面是灰色的写字楼和灰蒙蒙的天。我说：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发现自己手在抖。不是难过，是害怕。害怕什么，我说不上来。
三天后，我请了假，坐高铁再转大巴，最后搭了一辆三轮车，到了她住的地方。那是一个粤北的小镇，街上到处是摩托车和塑料棚子，空气里弥漫着河鲜的腥味。
她租的房子在一条巷子深处，一楼，潮湿阴暗。推门进去，一股药味和霉味混在一起。她躺在床上，瘦得脱了形，头发全白了，跟记忆里那个壮实的女人判若两人。
她看见我，愣了很久，然后嘴角扯了一下，像是想笑，但没笑出来。
“来了。”她说。声音哑得像砂纸。
我在床边坐下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二十三年了，我攒了一肚子的话，可到了嘴边，全咽回去了。
沉默了很久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里头是一张存折。
“十七万，”她说，“你拿去，把你爸的债还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我爸？我哪来的爸？
她看着我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亲爸。他当年欠了赌债，把你扔在村口。我捡到你的时候，你才两个月大。”
“我知道啊，”我说，“你告诉过我。”
“那你知道……他后来找过你吗？”
我没说话。
她咳了两声，继续说：“你十八岁那年，他找来了。说要认你，说你考上大学了，有出息了。我没让他见你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她没回答，只是把存折往我手里塞。
“这钱是给你留的。”她说，“我本来想攒到二十万，凑个整。没凑够。”
我攥着那张存折，烫手。
“你恨我吗？”她突然问。
我没回答。
她闭上眼睛，像是累了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听见她说：“你小时候，晚上总哭。我抱着你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一走就是半夜。后来你长大了，不爱说话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怨我。”
“我不怨你。”我说。
她没睁眼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笑了一下。
那个下午，我坐在她床边，看着她睡着。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。我忽然想起那条棉裤，想起那个暗袋里的五百块钱。
她这辈子，好像一直在往我枕头底下塞东西。
第二天早上，她走了。
护士拔掉管子的时候，我站在走廊里，没进去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从来没有叫过“妈”的人。
收拾遗物的时候，我在她枕头底下又发现了一样东西。
是一张照片，背面写着字。
我翻过来，看见照片上的人，手突然抖得厉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