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我十九岁，高考落榜后从老家跑到这个县城，在车站附近一家小饭店找了份工。老板娘姓周，四十多岁，嗓门大得像铜锣，第一天就对我说：“小姑娘，端盘子会吧？一个月一千八，管两顿饭，住杂物间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敢还价。
杂物间在厨房后面，只有一张行军床和一个灯泡，灯泡拉绳断了，我踮着脚尖才够到。墙皮潮得发黑，夜里能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跑。我倒觉得踏实，比在家听我爸摔碗的声音好。
饭店不大，六张桌子，菜单用红纸贴在墙上，最贵的是红烧牛肉面，十八块。后厨只有一个师傅，姓陈，大家都叫他老陈。他四十来岁，瘦高个，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围裙上油渍斑斑。他话很少，周姐骂他他也只是闷头切菜。
我负责点单、上菜、擦桌子，偶尔洗碗。头几天手忙脚乱，把面汤洒在客人身上，被周姐扣了五十块。晚上躲在杂物间哭，不敢出声，怕丢了饭碗。
老陈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面，搁在行军床边的小凳上。他说：“吃吧，加了鸡蛋。”然后转身走了。
那碗面很烫，葱花浮在油花上，鸡蛋卧得整整齐齐。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，面条咸得发苦，分不清是汤咸还是泪咸。但那是那几个月里我吃到的第一口热乎的、有心的东西。
后来这成了习惯。每晚十点打烊后，周姐数完钱就走，我收拾完碗筷，老陈总会从厨房端出一碗面，有时候是清汤挂面，有时候是剩的浇头，但每次都有一个荷包蛋。他不说话，放下面就走。我也不敢说谢谢，怕一开口他就再也不做了。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春天门口的法桐冒新芽，夏天风扇呼呼转也扇不走油烟味，秋天落叶飘进店里被踩碎，冬天冷得我缩在门帘后面跺脚。老陈一年到头都穿那双解放鞋，鞋帮子磨破了也不换。
我开始注意他。他抽烟只抽两块五一包的“大前门”，手指被烟熏得焦黄。他切菜的时候很专注，刀工利落，洋葱也切得一丝不苟。他从来不笑，但我见过他蹲在店门口喂流浪猫，把碗里的肉挑出来给猫吃。
有一次，一个喝醉的客人嫌面太咸，把碗摔在地上，汤汁溅了我一身。我蹲下去捡碎瓷片，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，血珠冒出来。老陈从厨房冲出来，一把把我拉到身后，对那客人说：“面钱不要了，你走。”他声音不大，但很硬。客人骂骂咧咧走了，周姐追出去赔笑脸。老陈低头看了看我的手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创可贴，撕开，贴上。全程没说一个字。
我盯着他贴创可贴的手指，粗糙，关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。我想说点什么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那之后，我晚上再吃他做的面，总觉得不只是为了填肚子。面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，让我想起很小的时候，我妈还没走，冬天给我捂脚。
但我从不敢多想。他是后厨师傅，我是端盘子的。他三十九，我十九。他沉默得像堵墙，我连他全名叫什么都不好意思问。店里的人都叫他老陈，收银小票上写“陈师傅”，仅此而已。
第三年秋天，周姐说店要转让，她老公查出癌症，得回老家。我站在门口看法桐叶子落了一地，突然慌了——老陈怎么办？
转让的前一天晚上，打烊后，老陈照常端出两碗面，一碗给我，一碗他自己端着，坐在我对面。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吃东西，吃得很快，呼噜呼噜的。我低头看碗里，还是荷包蛋，但旁边多了一块红烧肉。
他吃完，把碗一推，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放在桌上。“给你的。”他说，然后转身进了厨房。
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两千块钱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六个字：“别干这行了，去学个手艺。”
没有署名，没有地址，什么都没有。
我追进厨房，他已经从后门走了。铁皮门虚掩着，风吹得咣当响。我站在空荡荡的厨房里，灶台擦得锃亮，地上连一片菜叶都没有。他连工作服都叠好了，放在案板上。
我蹲在地上，把脸埋进膝盖里。那碗面还冒着热气，我一口都没吃。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县城不大，但我问遍了附近所有饭店，没人知道老陈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回老家了，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打工。
那两千块钱我一直没花，压在枕头底下，后来换了好几个地方住，都带着。纸条上的字我背得滚瓜烂熟，连他写“手”字那一竖有点歪都记得。
五年后，我在省城一家烘焙店当学徒。有一天晚上下班，路过一个工地，看见一个瘦高的背影蹲在路边吃盒饭。我心跳漏了一拍，冲过去喊了一声“陈师傅”。
那人抬起头，是个年轻小伙子，一脸茫然。
我连声说对不起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很远，才发现眼泪流了一脸。
那碗面，我可能再也吃不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