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值夜班的地方，是一个废弃的工业区改造的临时哨所。说是哨所，其实就是一间铁皮屋，里面摆着一张行军床、一台老式电话和一台永远收不清信号的收音机。
我的工作是监控几公里外的输油管道压力表，每两小时记录一次数据。白天有两个人轮班，晚上只有我一个。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，十二个小时，面对着那些跳动的数字和窗外黑黢黢的厂房轮廓。
上个月刚过完三十五岁生日，老婆在电话里说女儿又考了全班第三。她说第三名还不够，现在小学就开始分层了，初中怎么办？高中怎么办？我听着她声音里的焦虑，突然觉得铁皮屋里的空气更闷了。
凌晨三点，是最难熬的时候。白天那些机器轰鸣声都停了，只剩下变压器低频的嗡嗡声，像一只巨大的蚊子在远处振翅。我泡了杯浓茶，翻开女儿的照片——是她去年暑假来探亲时拍的，穿着碎花裙子，在厂区门口那棵歪脖子树下笑得露出两颗门牙。
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那部电话是内线，只能打到厂区各个分机。半夜三更，谁会打来？我犹豫了两秒，还是接了。
“喂？”
没有人说话。只有呼吸声，很轻，很慢，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。
我以为是哪个同事恶作剧，正要挂断，突然听到一个极小的声音：“爸爸……”
是女儿的声音。
我愣住。她怎么会打到这个电话？厂区里根本没有外线可以转接。我想再问，电话那头已经变成忙音。
我回拨过去，占线。
后半夜，我一直盯着那部电话，但它再也没有响过。天亮交班时，我把这事跟老张说了。老张是厂里的老职工，今年底就退休了。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部电话，之前是厂区小卖部的分机。小卖部老板娘的女儿，十年前在这里出过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掉进厂区后面的水塘里，捞起来的时候已经……”老张没再说下去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别多想，可能是线路串音。”
但我还是忍不住想，那个女孩，是不是也想打电话给谁？就像我想打电话给女儿，却总是不知道说什么。
这周轮休，我要回家一趟。老婆说女儿最近总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，她说她想听我亲口说一声“晚安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