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零七分，我坐在末班地铁的角落里，盯着对面车窗上映出的自己。妆早就花了，睫毛膏晕成两片灰黑的阴影，像被人打了两拳。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房东发来的消息：“下个月房租涨三百，不租的话提前说。”
我没回。把手机翻了个面，屏幕朝下搁在腿上。
车厢里没几个人。斜对面坐着一个穿灰色卫衣的男生，耳机线垂在胸前，眼睛闭着，头一点一点地往下栽。他膝盖上搁着一只帆布包，拉链没拉好，露出半截面包包装袋。
再过去一点，是个穿职业套裙的女人。高跟鞋脱了一只，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。她正在翻手机相册，手指划得很慢。我瞥见一张照片——是个蛋糕，上面插着一根歪歪扭扭的蜡烛。
然后她突然哭了。
没有声音，只是眼泪掉下来，砸在手机屏幕上。她用手背擦了擦，又划到下一张。
我别过头，假装没看见。
地铁在隧道里哐当哐当地跑，窗外的广告牌一闪一闪地后退。我数了数，还有五站。
五站之后，我要走十五分钟夜路回那个月租两千三的隔断间。隔壁住着一对情侣，每天半夜吵架。楼下的便利店店员认得我，因为我总在凌晨去买打折的饭团。
上周三，我在便利店里碰到一个男人，三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。他在关东煮的锅前站了很久，最后只拿了一根萝卜。结账的时候，他翻遍了所有口袋才凑出四块五。
收银员是个小姑娘，大概刚下班，眼皮耷拉着。她把找零推回去，说：“哥，这根算我请你的。”
那个男人愣了一下，喉结滚了滚，说了句“谢谢”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然后他转身走了，推开门的时候，夜风灌进来，带着一股烧烤摊的油烟味。
我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喝。路灯底下，有只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舔爪子。我拧开瓶盖，倒了一点水在手心里，它犹豫了一会儿，走过来舔了舔。
手机又震了。
是二姨发来的语音。我没敢点开，只看了文字转译：“你妈说你又没回消息？她都急哭了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跑那么远打工，图啥？回来考个公务员不好吗？”
我把语音删了。
地铁到站了。灰色卫衣的男生醒了，揉了揉眼睛，拎起帆布包站起来。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顿了顿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，递过来。
我抬头看他。
他说：“你脸上有点花。”
语气很平，像在说“今天要下雨”。
我接过来，说了声谢谢。他点点头，转身走了，帽衫的帽子歪歪地扣在脑袋上，背影消失在站台的拐角。
纸巾是超市促销装那种，粗糙、发硬，边缘还有压痕。我攥在手里，没擦。
然后我听见手机又响了。
不是我的。
是那个穿职业套裙的女人。她接起来，声音很轻：“嗯，妈，我下班了。没事，挺好的。生日？没过，太忙了。”
她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嗯，吃了蛋糕。同事买的。”
我站起来，往车门走。
车厢里还剩她一个人。
末班地铁的广播响了：“终点站到了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”
我走出车厢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她还在打电话，一只手捂着嘴，肩膀在抖。
站台上空荡荡的，风很大。我把那张纸巾塞进口袋，往出口走。
口袋里的手机又亮了一下。
这次不是房东，也不是二姨。
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今天谢谢你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翻到短信详情。号码归属地是本市的，但我根本不认识。
我站住了，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，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。
然后我抬头，看见对面站台的长椅上，坐着一个穿灰色卫衣的男生。
他没走。他正看着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