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四十七分，地铁末班车还有十三分钟。我靠在站台的柱子上，盯着手机屏幕上未完成的项目报表，眼睛酸得冒火。
站台上没什么人，只有零星几个和我一样晚归的人——一个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偶尔蹦出一句“再给我三天”；一对年轻情侣依偎在长椅上，女孩把头靠在男孩肩上，像是睡着了；还有一个穿灰色卫衣的女生，蹲在角落里，膝盖上摊着一本翻旧了的书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脑子里全是明天要交的方案。老板说这是个大客户，做成了年终奖翻倍，做不成……他没说，但意思谁都明白。我在这家公司干了三年，从助理一路做到项目经理，加了无数个班，喝了无数杯咖啡，工资涨了不到一倍，房租倒是翻了一番。
末班车进站的时候，我收起手机往车门走。车厢里人比我想象中多，我找了个靠门的位置站着，目光随意扫过车窗时，整个人僵住了。
车窗玻璃映出我的脸——黑眼圈、乱糟糟的头发、皱巴巴的衬衫——但旁边还站着另一个人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
同样的五官，同样的疲惫神情，甚至嘴角那颗小痣都在同样的位置。只是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作服，胸口印着“保洁”两个字，手里握着一把拖把。
她在看手机，屏幕的光照亮了她的脸。我盯着她看了足足十秒，她才抬起头，对上我的目光。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容很淡，像是见惯了这种事似的，又像是比我先一步认出了自己。
“你也是加班到现在？”她先开口，声音有点哑。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只点了点头。
“我在附近写字楼做清洁，”她说，“今天加班打扫，到两点才收工。”
她说话的时候，一直看着我的包——那个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包，现在边角已经磨白了。
“我……”我突然觉得嗓子发紧，“我在楼上上班，做方案的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车厢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她低头看了看手机，说：“我到站了。”
她往车门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没说出口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看见她朝我摆了摆手。
我也摆了摆手。
车开了，我靠在座位上，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我们明明长着同一张脸，却活成了两个世界的人。她穿着工作服拖地的时候，我穿着正装在开会；她凌晨两点下班的时候，我在对着电脑改方案。我们都在拼命活着，只是活在不同的轨道上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鬼使神差地又坐了那班末班车。
她果然在。
这次她坐在角落里，膝盖上还是那本书。我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
“又加班？”她问。
“嗯，”我说，“你也？”
“习惯了。”她把书合上，露出封面——《活着》。
“好看吗？”我问。
“看了三遍了，”她说，“每次看都觉得，咱这日子，和书里比，也不算太苦。”
我笑了，她也笑了。
后来我们加了微信。她叫小陈，比我小两岁，老家在河南，一个人来这座城市打工三年了。她每天凌晨两点下班，坐末班车回出租屋，第二天下午两点再出门。
我问她为什么不换个正常点的工作。她笑了笑说：“这个工资高一点，能多寄点钱回去。”
我想说点什么安慰她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因为我知道，我比她光鲜，但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人——都在为了更好的生活透支自己，只是透支的方式不同罢了。
第三天的凌晨，我在地铁站等她。她比平时晚了十分钟，一上车就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。
“今天太累了，”她说，“十二层的楼，我一个人扫了六遍。”
我看着她手上的老茧和裂口，突然想起包里有一支护手霜，是我买多了的。我从包里翻出来递给她。
她愣了一下，接过去，小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车快到站的时候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说，我们这样的人，还有机会往上走吗？”
我没回答。
因为我不知道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