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十一点四十，我挤上最后一班地铁。
车厢里人不多，但都蔫着。对面坐着个穿灰色工装外套的男人，三十出头，手里捏着一个银色打火机，来回翻转。他眼睛盯着窗外黑漆漆的隧道，手指机械地拨弄着打火机的盖子，咔嗒咔嗒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。
我靠在门边，背包带子勒得肩膀疼。今天加班到十点，又等了四十分钟公交，最后只能赶这趟地铁。手机快没电了，屏幕显示百分之八。我关掉微信，怕待会儿出站刷不了码。
车到芍药居站，上来一个拎着外卖箱的小哥。箱子上的字都磨掉了，他额头上全是汗，白色T恤领口一圈黄渍。他站在我旁边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，低声骂了句“操”。
“怎么？”灰色工装男突然开口。
外卖小哥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超时了，最后一单。”
工装男没接话，把打火机揣进口袋，从包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，抽出一根递过去。外卖小哥摆摆手：“这儿不能抽。”
“知道，”工装男把烟别在耳朵上，“下了车再抽。”
外卖小哥笑了，露出一排不太齐的牙：“你也是刚下班？”
“嗯，工地上的活儿，今天拆模，手都磨破了。”他摊开手掌，掌心果然有几道深红的印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。
我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的手。做设计的，一天对着鼠标，手腕隐隐作痛。
“你们北漂的都这样，”外卖小哥说，“我来了三年，换过五个住处。”
“我六年，”工装男说，“没换过工作，但住的地方换了七八个。”
地铁广播报站：大望路。
外卖小哥下车前，回头说：“哥们儿，烟留着，明天还得干呢。”
工装男没说话，冲他点了点头。车门关上，车厢里又安静了。
我低头刷手机，发现地铁没信号，只好把手机塞回兜里。这时工装男突然看向我：“你也是一个人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“来多久了？”
“两年。”
“习惯吗？”
“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的，”我说，“就是每天这样通勤，上班下班，偶尔跟朋友吃顿饭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打火机，递给我：“送你吧，我还有一个。”
我接过来，银色的，壳子上划痕很多，但擦得挺干净。我问他：“你留着用吧。”
“不了，”他站起来，准备下车，“明天我不坐这趟车了。换工地了，在通州那边。”
车门开了，他走出去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保重。”
我攥着那个打火机，愣在原地。地铁门关上，车开走了。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。但那个打火机我一直留着，偶尔翻出来看看，上面还有一点烟味。
那晚到家已经十二点半，我打开出租屋的门，灯是坏的，懒得修。我坐在床上，把打火机放在床头柜上，打开手机，看到一条消息：妈妈问这个月工资发了没。
我没回，关了灯，在黑暗里躺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