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上车的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车窗玻璃还是那么凉。
发动机嗡嗡的，没人说话。我盯着前面那个空座位，网兜里什么都没有。
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。
我忍不住了。下班后没回出租屋，直接拐到对面那条街。服装厂门口灯还亮着，几个女工蹲在台阶上抽烟。
门卫大爷在听收音机，我问他：“那个烫工，扎马尾的，右手有疤，你知道她叫什么吗？”
大爷抬眼看了看我，说：“走了，回老家了，好像是家里老人不行了。”
“她叫什么？”
“姓李吧，叫李什么来着……李春梅？李秀英？记不清了，厂里人都叫她小李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手里攥着那个空矿泉水瓶。瓶身被我洗得发白，标签都泡掉了。
“你知道她老家哪儿的吗？”
大爷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人事那有档案，但我不看那玩意儿。”
我真服了，这城市这么大，我连她全名都不知道。
之后一个星期，我每天下班都绕到那家服装厂门口。有时候站十分钟，有时候站半小时。门卫大爷都认识我了，有天递了根烟给我：“小伙子，别等了，打工的人流动性大，今天在这，明天说不定就去深圳了。”
我没接烟，说谢谢。
第七天，我站在厂门口，看见个背影从巷子里拐出来。马尾辫，灰色工服，袖口卷着。
心跳猛地快了。
我跑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喂！”
那人回头——不是她。
是个年纪更大的女人，脸上有褶子，眼神警惕地看着我：“干嘛？”
“没，没事，认错人了。”
她白了我一眼，走了。
我站在路灯底下，手里还攥着那个瓶子。瓶子里没水，但我总觉得握着它，就好像握着那天她递过来的温度。
不是吧，我是不是有点魔怔了？
回到出租屋，我把瓶子放在窗台上。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，灰扑扑的，连月亮都看不见。
我躺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她递橘子时的样子，还有那句“喝不喝？刚买的。”
我掏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通讯录里翻了一遍。没有她。
我连她微信都没有。
第二天凌晨，我照常坐厂车。上车的时候，司机老刘看了我一眼：“那姑娘不坐车了？”
“嗯，辞职了。”
“可惜了，我看你们俩挺聊得来。”
我苦笑。聊得来？我们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
车到站，我下车前，老刘又叫住我：“哎，小伙子，你要真想找她，去问问她以前工友呗。服装厂那帮女的，下班了爱在路口麻辣烫摊子上吃夜宵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说好。
那天晚上下班，我没直接回去，而是拐到路口那家麻辣烫摊子。老板娘正在煮串，热气腾腾的，香味飘了半条街。
我坐下，要了瓶啤酒，慢慢喝。
十一点多，几个女工说说笑笑地走过来，坐在隔壁桌。她们穿着一样的灰色工服，其中一个扎着马尾。
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，才确定不是她。
但我想，也许她们认识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