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弯腰捡起那个信封。
手指碰到纸面的瞬间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和昨晚那个一模一样，牛皮纸，没贴邮票，没写地址，只画了两条波浪线。
走廊里没人。清洁车停在拐角，轮子下面压着一块抹布，湿漉漉的，滴着水。
我拆开信封，里面还是一张横线信纸，折了三折。展开的时候，手有点抖。
“你上次来我家修水管，在我桌上放了一包烟。我一直没还你。”
一样的字迹，一样的内容。
我靠。
这他妈是复制的吗？
我把两个信封都拿出来，并排放在桌上。一个昨晚收到的，一个刚才捡的。一模一样，连折痕的位置都差不多。
不是吧。
我拿起手机，翻到那个陌生号码，拨了过去。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响了六声，没人接。
我又拨了一遍。这次响到第三声，对面接了，但没人说话。
“喂？”我压低声音，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沉默。
能听到呼吸声，很轻，像是在压抑着什么。
“你逗我呢？”我火气上来了，“大半夜送信，早上又放一个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对面挂断了。
我盯着手机屏幕，通话记录显示已结束。那个号码没有归属地，没有运营商标识，就一串数字。
我试着回拨，提示音变成了“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”。
操。
我坐在椅子上，盯着那两个信封。日光灯管里的飞蛾已经不扑棱了，趴在灯罩上一动不动，像是死了。
老周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两杯豆浆。“咋了，一脸便秘的样子？”
“没事。”我把信封塞进抽屉，“昨晚没睡好。”
“得了吧你，夜班三年了还睡不好？”老周递给我一杯豆浆，“趁热喝，食堂新来的师傅磨的。”
我接过豆浆，喝了一口，烫得舌尖发麻。
“对了，”老周靠在门框上，“你认识一个叫陈姐的人吗？”
“哪个陈姐？”
“就以前住厂区家属楼那边的，后来搬走了。今天早上有人来门卫室打听你，说找陈姐的儿子。”
我手里的豆浆差点洒了。
我妈姓陈。
但她走了快十年了。
“谁打听的？”我站起来。
“一个男的，戴口罩，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。”老周挠挠头，“我说值班室在三楼，他就上去了。你没见着？”
我冲出去，走廊里空荡荡的。电梯停在五楼，没人按。楼梯间也没脚步声。
我跑到一楼大门口，保安亭里坐着小刘，正在刷手机。
“刚才有人出去吗？”
“有啊，一个男的，刚走。”小刘抬头看我，“咋了？”
“往哪个方向？”
“那边。”小刘指了指马路对面。
我跑出去，站在路边。车流穿梭，行人匆匆。没有戴口罩的男人，没有深色外套。
我站在那儿，风吹过来，脸上凉凉的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
又是那个陌生号码。
短信只有一行字：
“你妈没死。”
我盯着屏幕，手指僵住了。
阳光照在手机屏幕上，那四个字像针一样扎进眼睛里。
我蹲在马路牙子上，豆浆洒了一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