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，天还没亮透。
父亲已经在门口系鞋带了，那双解放鞋的鞋底磨得快平了，他还在穿。我爬起来的时候，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个馒头和一根火腿肠。
“今天要浇混凝土，累。”他说。
就三个字。
去工地的路上，三轮车颠得我屁股疼。老周坐在前面开车，嘴里叼着烟，忽然回头说：“小陈，你昨天那下半句，我回去查了，还真是苏轼的。”
我没吭声。
他又说：“你妈是老师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怎么还抄诗词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老周嘬了一口烟，没再问。父亲坐在车斗最边上，背对着我们，一直没回头。
到了工地，太阳刚冒头。塔吊已经开始转了，钢筋堆在地上，等着人去绑。我戴上手套，蹲下去干活。
手很疼。
昨天磨出的水泡破了，新皮还没长好，一握钢筋就钻心地疼。我换了个姿势，用掌心去压，还是疼。
父亲走过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卷医用胶布，撕了两条，递给我。
“缠上。”
我接过来，缠在手指上。胶布有点脏，但确实好多了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。老周今天没再念诗，蹲在阴凉处扒拉盒饭。有个叫大刘的工友突然说：“老周，你昨天那句啥风啥雨的，到底啥意思？”
老周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逗我呢，这都听不懂？”
“真听不懂。”
“就是说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出太阳，心里都别当回事。”
大刘挠挠头：“那不跟没说一样？”
几个工友笑了。老周也笑，但笑得有点无奈。
我低头吃饭，没参与。
下午三点，混凝土车来了。泵车轰隆隆地响，灰浆从管道里喷出来，溅得到处都是。我负责振捣，手里的振动棒震得我胳膊发麻。
父亲在另一边抹平，他动作很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台机器。
我忽然觉得，他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过来的。不说话，不抱怨，把每件事做完。
收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坐在水泥管上不想动。父亲走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
“你妈还留了封信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在笔记本里夹着，我昨天没翻到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皱巴巴的，边角都磨毛了。“你自己看吧。”
他把信塞到我手里，转身走了。
我拆开信封，里面的纸已经发黄了。字迹是母亲的，很秀气。
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。
“小军（我父亲的名字）：
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，那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别难过，人都会走。
你这个人，什么都憋在心里。我知道你苦，但别太苦了。儿子还小，你多跟他说说话。
那句词，是我抄给你的。你总说听不懂，其实我知道你懂。
保重。”
下面没有落款，没有日期。
我攥着信纸，手在发抖。
远处的塔吊还在转，探照灯打下来，把整个工地照得惨白。父亲已经走远了，背影被灯光拉得很长。
我忽然很想哭，但忍住了。
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塞进裤兜里。
明天还要继续。